如何同时处理好与中国及美国的关系是摆在澳大利亚决策者面前的一个难题。澳大利亚学界及舆论界对是否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及最重要的战略盟友美国之间进行抉择展开了激烈争论。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决策者更倾向于在实际操作层面采取一种“蒙混过关”的策略，以避免做出直接的选择、最大化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伴随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如何处理好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日益成为澳外交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最为关心的议题，澳国内也就此展开了广泛争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休•怀特及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前者认为澳大利亚必须在最大的经贸伙伴中国和最大的战略伙伴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并为之做好政策准备；后者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必要的，中美对抗和冲突并非不可避免，澳既可以在经济上也可以在政治上获利。争论双方在理论层面各执一词，难以说服对方。本文试图以这场争论涉及的理念为线索，以一个重大而典型的案例——澳大利亚政府对是否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决策过程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澳政府在中美之间的政策取向，从而深化我们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解读，为中国制定灵活适用的对澳政策提供依据。

　　澳大利亚的两难：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抉择？

　　2010年9月，澳大利亚著名战略学者、前霍克政府高级顾问怀特在澳知识界广为关注的刊物《季度评论》上撰文，提出在中美发生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澳大利亚需重新思考其国家战略，积极采取外交行动，使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朝有利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怀特的文章及其后的成书《中国抉择》在澳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一场关于澳大利亚是否需要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的讨论在学界和舆论界展开。怀特的观点也并非完全倒向中国，而是认为澳大利亚需要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来制定其外交政策，而不应该因美澳同盟关系制约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选择，尤其不应该不计代价地卷入中美的恶性竞争乃至战争中。澳大利亚甚至有必要做好保持中立立场的准备。此外，怀特认为澳大利亚还可以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促成中美等主要亚洲国家形成领导权共享机制，即亚洲的大国协调。不少人支持怀特的观点，例如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汤姆•斯维泽也认为澳大利亚虽不必然放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关系的本质要有所变化，尤其是澳大利亚不必卷入与自身利益并非直接相关的美国海外军事行动。

　　怀特的观点一出炉就受到保守主义人士的口诛笔伐。在许多澳大利亚政策精英那里，美澳同盟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基石，不可撼动。澳大利亚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与远离其主流文化发源地及身处亚洲边缘的地理背景构成了澳大利亚战略思维的时空坐标。“历史”与“地理”的矛盾造就了澳大利亚与生俱来的内在焦虑。它因而一直在寻求一个“大而强”的盟友来保护其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历届政府都未曾质疑过美澳同盟的重要性，并积极履行其盟友义务，例如派兵参与了美国历次大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等，以希望换得美国对其国家安全的保障。澳国防部所属的战略政策研究所所长彼得•詹宁斯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詹宁斯认为怀特的观点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因为一方面中国尚未给澳大利亚施加压力，要求澳大利亚做出选择，另一方面鉴于中日、中美相互依赖程度之深，中日、中美之间也不会轻易走向敌对。 因此，澳大利亚稳固与美国的关系，加强与日本的合作，不必然导致与中国关系的降低，更不会加剧本地区的不稳定。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都在寻求与他国的合作或同盟以为本地区的稳定奠定基础。澳美同盟因而无可厚非。詹宁斯认为美国的决策者也不会相信澳大利亚政府会在中美之间选择的问题上有什么犹豫，美澳军事合作的不断加强，包括美国任命两名澳大利亚人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负责情报管理的高级职务就展示出这种信任。

　　然而，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富布莱特学者伊恩•亨利所言，那种认为澳大利亚没有必要自取烦恼、不必做出选择的观点实际上是掩耳盗铃的行为，因为如果澳大利亚真的没有必要重新选择的话，为什么近年来还要大力加强美澳同盟在防务领域的合作？这种合作本身就是对所谓的“中国挑战”的反应。 詹宁斯所属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于2014年发布的一份由美国经济学家大卫•黑尔撰写的报告便明确将中国的崛起定义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挑战。 因此，澳大利亚如果要迎接亚洲世纪的机遇与挑战，必须要在政策上进行充分的讨论，以做好准备。

　　事实上，两派的观点都是基于各自的核心假设，正如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建立在不同的核心假设之上，便形成不同的视角，因而可能对国际关系的同一现象产生不同的解读。正如格里菲斯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安德鲁•奥尼尔所言， 首先两派观点对未来的判断都是基于目前的趋势将会延续的假设。怀特的观点是假设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会延续，并可能进一步深化，这将成为澳大利亚政策选择的背景。而詹宁斯的观点是基于本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的特性并认为这一状态也将持续。两派观点的另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对澳大利亚行动能力的判断。行动能力与结构的辩证关系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行动能力塑造结构，还是结构约束行动能力，还是两者相互决定？澳大利亚的行动能力是否可以超越权力结构的限制，詹宁斯的观点相对怀特的观点来说更为乐观。

　　学界、舆论界讨论如此热烈，但政策界是否有所反应呢？在政治决策层面，澳大利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总理阿博特始终秉持美澳同盟关系在澳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并与其政治导师前总理霍华德一样明确表态澳大利亚不需要在历史与地理之间做出选择。甚至在政治圈内也不乏“死硬派”，曾任澳议会外交、国防与贸易联合委员会主席的迈克尔•丹比曾撰文将怀特的观点类比为二战前英、法对德国的绥靖政策。 但与此同时，阿博特的东北亚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又很务实，这从他的自贸区战略便可见一斑。 在政策落实层面，澳大利亚的这种灵活与务实则更为明显。正如麦克尔•拉斯特兰奇所认为的，即使澳大利亚降低与美国在安全上的同盟关系，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不必然就可以有相应比例的上升，同样的，如果澳大利亚鼓励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政策，也不必然就有助于美澳同盟关系的加强。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在于促使中美两国都能够在维护及实现地区与全球稳定上获得成功，即不是选择，而是管理这两对双边关系。 拉斯特兰奇目前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的院长，此前是澳大利亚外交部首席事务官，可以说其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澳大利亚外交官僚的态度，即一种实用主义的思维，不执着于原则性的讨论，而是一事一议地解决现实问题。正如墨尔本大学副教授徳里克•麦克道高尔所观察的，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正是基于中美关系中在不同议题上合作与冲突的性质，而采取适应与“软平衡”战略相结合的方式。

　　然而，澳大利亚自霍华德政府以来的实用主义对华外交基本可行的重要原因是很多议题的经济性质和战略性质可以比较容易地进行区分。但随着中国崛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格局与国际规则的排斥及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和融入，到今天更为自信的塑造，中美的竞争与合作也越来越复杂，很多议题的经济与战略界限已经模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作为其具体落实步骤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便是一块极好的试金石，验证了澳大利亚的政策两难。

　　澳大利亚政府“出尔反尔”

　　中国于2013年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倡议，得到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11月访问澳大利亚时，欢迎澳大利亚参与该倡议。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对此做了相应报道，澳最具影响力的《澳大利亚人报》发表署名文章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来解读该倡议，认为“海丝”从狭义上讲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倡议的回应；从广义上讲是借古喻今，巧妙利用历史掌故来点醒世人——中国曾经在该地区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当前中国的发展又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 这样的解读基本反映了澳大利亚知识阶层的观点，而对于一般澳大利亚人来说，“海丝”的概念被认为是中国为加强与东南亚及印度洋一带经贸关系而提出的倡议， 与澳大利亚没有直接联系。澳大利亚在历史上并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因此对这一倡议缺乏共鸣，不仅澳普通媒体很少提及“海丝”，主流媒体也未就此展开广泛讨论。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各类媒体对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进展则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这也在无形中冲淡了对“海丝”的关注。

　　相比之下，与“海丝”倡议同时提出，并与之密切相关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倡议却获得了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和民众更多的关注。“海丝”倡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力发展沿线国家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亚洲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巨大需求，然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巨额的资金缺口。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设立亚投行，是对“海丝”倡议的具体落实。与“海丝”倡议的战略指引性不同，亚投行倡议更为具体，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做出直接的政策回应。

　　然而对于是否应该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澳大利亚国内出现了很大争论。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始终摇摆不定。澳大利亚全程参加了亚投行筹备的前期磋商，甚至，据澳大利亚媒体透露，澳大利亚内阁本来在原则上是同意加入亚投行的。然而，就在2014年10月《筹建亚投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签署前夕，澳大利亚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突然以亚投行可能影响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参加。 而随着亚投行筹备的顺利进行，贸易和投资部部长罗布又于2014年12月向媒体表示，澳大利亚不排除加入的可能，使得澳大利亚政府的态度更加令人难以捉摸。 2015年3月，英国加入亚投行决定的宣布使本已渐趋平静的亚投行讨论再次升温。最终，在申请窗口关闭前的3月29日，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宣布加入亚投行。

　　澳大利亚的亚投行之路可谓一波三折。澳大利亚内阁表态的前后反复及内阁成员之间意见分歧的公开化，反映出其在亚投行问题上的纠结。主管经贸的内阁成员，如国库部部长霍基、贸易和投资部部长罗布，主要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支持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而外长毕晓普更多考虑到战略因素，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等盟国的态度，对加入亚投行持反对意见。毕晓普对亚投行的治理结构提出质疑，认为此前的方案在安全性及透明度上都存在问题。总理阿博特最初态度不明，其后又表示澳大利亚是否加入取决于中国能否为亚投行提供更好的治理设计，并宣称澳大利亚希望加入多边机制，而非由中国主导的单边机制。然而，霍基和罗布却认为澳大利亚只有加入亚投行，才可能对银行的运营产生直接影响，才能避免上述治理问题。

　　事实上，治理结构问题并非澳大利亚政府拒绝加入亚投行的全部原因。在磋商过程中，澳大利亚曾经向中国建议了九条有关亚投行治理结构的条款，这些治理条款与亚洲开发银行及世界银行的相关条款类似。中国于2014年9月对此做出回应，完全接受了其中的四条，并表示愿意继续就剩余条款的修改保持与澳的沟通。但是因为APEC会议临近，中国希望能够在会议期间宣布亚投行的成立，因而也不可能有时间对澳大利亚所提建议与其他拟签约国磋商。然而，这至少表示中国对澳大利亚有关治理结构的建议是认真和持欢迎态度的。

　　为了避免政府被贴上前后“言行不一”的标签，3月29日由澳大利亚总理、外长和国库部部长联合发布的新闻公报特别对治理结构问题做了回应。公报中提到“过去几个月中，银行的设计、治理及透明度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澳大利亚在考虑加入亚投行前，一些重要事项包括银行董事会对重要投资决策拥有决定权及任何国家不能控制该银行等得以解决”。言外之意，先前之障碍获得解决，澳大利亚现在加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与中国政府及其他重要参与方反复磋商的结果，并非“出尔反尔”。

　　阿博特内阁决策的犹豫不决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施压的结果。美国和日本将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及世界银行对立起来，认为亚投行是对美、日金融影响力的挑战，并积极游说亚洲国家不去参与银行的创立。亚投行倡议的反对者认为中国控股亚投行后会将资本投给那些政治上对中国更友好的国家，而且不会像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那样对投资附加条件。正是在美、日密集的外交活动，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国务卿克里及日本首相安倍对澳总理阿博特等的高层外交攻势下，阿博特内阁最初的决策才看起来并不符合其自身利益。

　　澳大利亚国内舆论对政府决策的态度

　　澳大利亚国内舆论对阿博特政府先前的反复多持负面意见。前总理基廷对阿博特政府的批评尤为激烈。他认为澳大利亚若不加入亚投行将是阿博特上任以来最为失败的决策。在他看来，亚投行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当中国愿意在本地区承担更大责任时，澳大利亚如不加入亚投行，将无法积极参与地缘经济的塑造进程。

　　对于亚投行是否会成为中国的战略工具，基廷、格雷格•艾尔（澳大利亚著名媒体人）等人认为亚投行的高度商业化运作是可预期的，政治性不会是亚投行的主流。他们以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为例，指出中国独立运作国开行已经有20年，其经营方式愈加职业化，取得了事实上的成功，融资和放款效率也超过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证明中国本不需要外资的介入也可以独立运作大型投资银行。中国现在邀请其他国家共同参与亚投行的创立，本身就是开放性的体现。而且从国开行的运作来看，商业化运营是其主要特点，而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近年来在中澳经贸往来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更不必说，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不能完全与政治相分离。世界银行行长职位在大部分时间内为美国官员所垄断，其治理世行的思路也是美国经验的延续。因此，不能将亚投行倡议过度政治化。

　　对于中国的投资比重过大，可能对权力形成垄断的疑虑也是一个悖论。正如悉尼科技大学教授詹姆斯•劳伦森所指出的，如果按照各国GDP来设定投资比例的话，中国确实较其他成员占有更大股份，然而美、日等亚太经济大国如果都能成为亚投行的成员，中国的占比自然会降低，因此以中国可能垄断权力为由而不加入是个伪命题。另外，澳大利亚也完全可以通过在亚投行的管理机构中担当重要角色，例如理事会副主席等，以保持对亚投行决策的影响。而据澳大利亚媒体透露，中国也确实有意让澳大利亚人担任重要职务。

　　对于亚投行是否会对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构成挑战，澳大利国内的亚投行支持者虽不否认这一点，但认为中国要扩大其在地区及世界的金融影响力实属正常。正如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所说的，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以中国为重心，中国要在国际机制中打上自己的烙印是正常现象。澳大利亚舆论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未能显著地提高新兴经济体的决策权，是中国要建立新的金融机构的重要原因，问题并不只在于新兴国家追逐权力，更是因为现状国不愿分享利益。国库部部长霍基甚至也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缓慢抱有微词。前自由党领袖修森曾于十年前帮助联合国制订了设立类似亚投行的金融机构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当时便因美、日的消极应对而流产。修森支持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并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帮助中国融入世界，而非拒绝中国。

　　澳大利亚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是否相背离？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做出的预测，到2020年，每年将有7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现有的融资平台显然已难以满足需要。创立亚投行是顺应地区发展潮流的举措，并不会因为某一国或几国的不加入而停止脚步。然而，从中国方面来看，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发达国家，争取其加入也十分必要，无论是提供资本还是经验，澳大利亚对亚太地区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澳大利亚的加入还会产生连锁效应。例如，在澳大利亚占主导性地位的大洋洲，太平洋岛国对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加入中国倡议的“海丝”计划需要考虑澳大利亚的态度，而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的行为也必然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新加坡、印度及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希望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发挥地区领导力。 争取澳大利亚的支持，也是形成亚太共识的重要环节。

　　而从澳大利亚自身来看，加入亚投行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将帮助其实现“亚洲世纪”的目标。在国内层面，澳大利亚各州一直积极吸引来自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中澳政府还在2012年签署了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备忘录。基础设施建设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如霍基所说，澳大利亚如果作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澳大利亚企业界则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亚投行所投资的项目中，进而拉动其资源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根据当前的亚投行规则，非亚洲国家的占股比例将限制在25％，而亚洲国家的占股比例将达到75％。在接下来的亚投行章程谈判中，如果澳大利亚能够争取以亚洲国家的身份加入，根据GDP比重，将很有可能仅次于中国、印度、德国等而位于前列，澳大利亚在亚洲金融秩序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在国际层面，澳大利亚于2014年主办的G20峰会上，提出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增长2％的目标，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各国领导人的普遍共识，促进公私部门合作，减少基础设施投资障碍是G20的主要议题之一。 G20布里斯班峰会发表的《公报》中提议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旨在于政府、私人部门、发展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之间搭起信息共享的平台与网络，尤其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重要数据的联通与共享，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的最佳范例，提升政府为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制度安排的能力等。 这一中心的实体部分将设立于悉尼，同时还将发展虚拟的网络。该中心的年度预算将为1000万美元。而澳大利亚在首轮四年运作中将提供3000万澳元的经费支持，中心董事会主席将由澳大利亚副财长约翰•弗雷泽出任。截至目前，英国、中国、沙特、新西兰、韩国、墨西哥及新加坡都已同意向该中心捐资。中国以201６年G20主席身份还将担任董事。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冲在前头，且设立了该中心以后，澳大利亚如果继续对亚投行持消极态度，将会使其在G20上的努力大打折扣，也有损其在国际多边舞台的回旋余地。

　　既然如此，堪培拉为何犹豫不决呢？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澳大利亚的政策立场。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目前的困境是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冲突，其实质是美澳在安全上的同盟关系与中澳之间紧密的贸易联系之间的张力，其结构性背景是中美在亚太的竞争所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经济格局的背离。虽然阿博特政府尽力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以同时获得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但结果并不总是如其所愿，澳大利亚对亚投行的政策纠结便是最好的说明。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并不能简单加以剥离，美国不仅仅是其政治利益的保障，而其经济利益也不仅仅来自中国，对亚投行的立场变化恰恰反映了这种复杂性。澳大利亚对亚投行倡议起初跃跃欲试，然后在美国和日本的压力下转而退缩，这在表面上看来是澳为了保全澳美同盟的政治利益而在经济上做出的牺牲，但实际上堪培拉决策者心知肚明，日本和美国分别是澳大利亚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二者相加的分量不亚于中国，其在澳投资累计总额更远远超过中国，而且美国和日本是成熟经济体，市场透明度和稳定性都强于中国，关键时刻做出偏向美日的抉择并非简单意义上的顾此失彼。何况阿博特总理顶住同僚的反对听取美国、日本的劝说等于给了盟友很大面子，也为自己积累了政治资本，在英国转向之后，他又不失时机地调整立场，转而支持加入亚投行，美日也很难再予以阻挡。

　　这一点也许借鉴了其前任霍华德在摆平澳大利亚同中美两国关系方面的经验。霍华德执政初期因加强澳美同盟等举动使中方不悦，待其地位稳固、夯实澳美同盟后，则大力发展对华关系，并在白宫前当着小布什总统的面公开向世人声明澳大利亚的对华利益有别于美国。最终，霍华德政府从中美双方都获得了收益。当然，阿博特是否能像霍华德那样抓住机遇仍然是个大问题，他本人的民意率持续走低，不仅其执政能力一再受到质疑，而且其执政前景也备受关注。

　　无论如何，堪培拉政府的反复的确显示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复杂性，说明澳大利亚在处理同中国和美国关系时顾虑重重。澳一方面不想得罪美国这个传统盟友，另一方面又要同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发展关系，找到最佳平衡点并不容易。

　　对澳大利亚“对冲”策略的反思

　　以澳大利亚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政策为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所面临的政策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似乎可通过采取对中美两面下注（或称对冲策略）的策略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对冲策略是澳大利亚媒体和评论界用一种比较简洁形象的说法来概括实际运作中错综复杂的情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但这种概括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假定澳大利亚同中美之间是等距的，在澳大利亚人眼中美国和中国是旗鼓相当的。可事实上，自从二战期间柯廷总理宣布澳倚重美国以来，对美关系一直占据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后来澳新美同盟将这种特殊关系进一步巩固，冷战和后冷战期间澳美两国协调行动，在诸多国际事务上采取共同立场，这都说明两国关系非同一般。

　　与之相比，中澳关系较新近，虽然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突飞猛进，但远远赶不上澳美关系的全面和深厚。因此，所谓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两面下注，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等腰三角形关系。对澳美关系来说，是如何使同盟关系适应新形势的问题；而对中澳关系来说，是如何驾驭一种前所未有而又迅猛发展的两国关系的问题，两对双边关系是非对称的。从中国的角度看，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使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讨论不得不将中国同美国相提并论本身已经是很大的成就。澳方希望一边同中国发展关系，一边同美国推进传统同盟关系，做到双赢，而不是零和。不过，在实际运作中会遇到许多棘手的、看似零和的局面，需要澳政府做出选择。在遇到错综复杂、难以抉择的局面时（如是否加入亚投行问题），澳大利亚的政策往往是在“蒙混过关”。

　　在外交的实际操作层面或可以通过“蒙混过关”避免矛盾激化，但仅如此并不能消除澳大利亚所面对的政治安全利益及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但笔者认为，这种矛盾是否会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取决于中国的崛起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在经济上对澳大利亚继续保持重要性或越来越重要，甚至远远超过美日及其西方盟国，成为澳经济利益的代名词。另外，中美之间虽有竞争，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十分激烈，但不至于失控。中国领导人提出与美方共同建设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内涵的新型大国关系不失为一种消除对抗、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新尝试。 因而澳大利亚也不必做出非此即彼的硬性选择，可以利用模糊的空间加以回旋，从中获得利益。

　　然而，如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强国仅采取被动应对的态度来处理国际关系，只将着眼点放于狭隘的国家利益，那么这种定位本身将既是澳大利亚的优势，也可能成为它的劣势。说其为优势是指澳大利亚可以借助中美争相与其寻求合作或同盟的实际情况，在相关事务的谈判与协商中占据有利地位。在亚投行案例中，中方对澳大利亚就银行治理所提建议的尊重便是一例。说其为劣势是指澳大利亚不同于其他实力更为弱小的国家或是如东盟这样的地区共同体可以有比较大的转圜空间，在很多问题上，它都被迫处于焦点位置，被迫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澳大利亚并非是亚太少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话，那它是否加入亚投行也便不会受到各方的普遍关注。堪培拉决策者唯有打破传统同盟关系和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束缚，发挥本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中等强国之间的协同作用，积极主动地创设新的国际制度，推动形成新的国际秩序，才能在长远意义上真正实现澳大利亚外交的突破。

　　结语

　　中国发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固然希望各方积极响应，但未引起澳大利亚媒体广泛关注也不足为奇。中澳两国毕竟历史文化相去甚远，“海丝”的提法难以扣动澳人的心弦，有待中国公共外交专家拿出更加适合西方胃口的创意。相形之下，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具体措施却深深触动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使堪培拉政府左右为难。为避免这种尴尬局面再度出现，澳大利亚寄希望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使其不必在两个大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从中国外交操作层面来讲，可以分别利用中美和中澳的直接对话，不失时机地做对方的工作，为我所用。在全球外交多元化的趋势下，中国对美澳的外交也以多渠道、多方位的形式展开，如果没有各相关部委的通力协作，就不能达到最佳效果。不过，单就外交部门而言，在中国外交部的架构内，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归口于美大司，是一个有利条件，可以充分加以利用，将中美和中澳关系作为一盘棋，统筹兼顾（有理由相信这一结构优势已经在实际运作中得到了适当的利用）。比如，美大司领导和主管副部长对美澳两国情况都很了解，在同美方对话时不妨抓住机会就中澳关系敲敲边鼓，点出对方并不真正理解澳大利亚的在华利益，指明美国因自身利益使盟友为难，未免有失大国风范，到头来很可能事与愿违。与此同时，在与澳方对话过程中，可以有选择地透露一些中美对话的进展，使澳方明白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其利益与澳大利亚不尽相同，随时可能就某些问题同中方直接达成妥协，而将澳的利益撇在一边，堪培拉紧随华盛顿不一定靠得住，不如坚持自主灵活的外交路线，使中澳关系得到充分发展。

　　本文摘自《大洋洲蓝皮书：大洋洲发展报告（2014～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