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谢寿光社长于社庆三十周年之际接受新京报专访录

　　“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思想家梁启超彼时对未来中国如是预测。此种“变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得多面印证，而作为折射社会结构变迁风貌的多棱镜，社科类图书的出版景象，忠实记载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困境与新生。

　　30年的里程意义非常：于大处，中国借改革开放之机重启追梦之旅；于小处，一家致力于做专业学术图书的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逐梦漫漫。它平地而起，最初踉跄，而后挣扎，不甘在大众读物抢占中国图书市场的大环境中“往下沉”，搏一搏，居然也突出重围，又是一番新天地。

　　30年前的金秋十月，社科文献出版社正式成立。虽然直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但社科文献出版社家底单薄：全社仅有23名员工，年出书不到100种，在最初的13年里，一直是个无名小社。18年前，又是在金秋十月，一个叫谢寿光的中年人踌躇满志来到这里，他敲醒这里睡梦中的人：做最好的学术出版，我们重头来过。

　　1学术初心 以狄德罗为精神偶像

　　时代风向赋予每个人以相差无几的机遇浪潮，却因个人的不同选择，而开往不同的人生航向。

　　出生在福建龙岩闽西革命老区的谢寿光，上高中赶上“文革”，他和其他许多青年一样上山下乡，插队的年月很是苦闷，他偷偷地自学《资本论》和马恩全集，渐露对哲学思辨的偏爱。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厦门大学哲学系。大学四年，谢寿光找到了所爱——讲究实证精神的法国哲学。在他看来，德国哲学翱翔于抽象概念和思辨之中，非其所好，而将哲学知识下沉为对具体知识整理、分析和研究的法国哲学传统，却为其所喜。正因如此，他把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视为精神偶像。

　　为什么推崇狄德罗？谢寿光认为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人类文明向前推进，得益于长期的知识积累，而这种积累，需要每个时代里有一批对知识有驾驭能力的人来整理和传播。“这种人必须经过系统的哲学训练，然后进入日常生活，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类别来梳理具体学科的知识，便于人们学习和使用，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在他的内心，默默滋生出对成为狄德罗式人物的向往。

　　从哲学出发，直至在社会学中找到真爱，一切都是机缘。这位崇拜狄德罗的年轻人毕业后居然就去干了一份和“百科全书”有关的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为他事业的起点，他把青春交付给常人眼中黄卷青灯下枯燥的编辑工作，一干就是15年。其间，谢寿光先后参与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等巨著，并与知名社会学者陆学艺等人合作主持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这也是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社会调查项目，编辑出版了《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105卷，5000多万字）。“一个《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一个《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等于让我把社会学专业从本科到博士阶段都读完了，我完成了对社会学知识体系架构和方法论训练，得益于此，我成为了一个社会学的观察者。”

　　2出版雄心 让编辑的形象“高大”起来

　　由于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和《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谢寿光的工作和社科院发生了天然的联系。彼时，社科院哲学所里他甚至有自己的办公室，一星期至少两天去社科院上班，就连自己的终身大事，都得益于社科院的“红娘”牵线搭桥。谢寿光一直在心心念念地寻找一个成为“正牌社科人”的机遇。

　　1997年9月，谢寿光终于调入心仪已久的社科院，担任社科文献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第二年出任社长兼总编辑。面对这样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出版社，初来乍到的谢寿光发现，这里“就只想着和别人合作出书，编辑就是个校对，说白了就是卖个书号，然后做个终审和终校就完了，出版的整套流程都是别人说了算”。他决心来一次“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个月，他把自己15年来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学到的编辑知识进行整合，写成体例，叫做《社科文献编辑条例》，用于编辑部内部学习。之后，此《条例》先后修订了十二三次，并在今年将成为正式出版物，书名拟定为《社科文献写作编辑出版指南》。

　　一个以研究社会学为理想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做编辑？事情发端于谢寿光年轻时受过的“一场刺激”。

　　彼时他还未大学毕业，有一次刘心武、李陀和李泽厚三位文化名人去厦大做演讲，谢寿光次次到场聆听。据他回忆，在某次演讲上，刘心武说了这样一句话，“一流人才当作家，二流成才当学者，三流人才当编辑”。这句话让谢寿光愤愤不平：“人类文明的进步，绝非某个作家或者某个生产者之功。编辑和出版，是知识生产的组织者和传播者，好编辑本身具备创造能力，他的身份和学者、作家在某些场合甚至可以互换。把编辑当做三流人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做法，把编辑当做了工具。”

　　谈话时，这个已是两鬓斑白的出版人，不时陷入对上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辉煌的回忆里。他说，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王云五、陆费逵等人带领下，出版视野堪称亚洲第一，而原因就在于社会对于出版的定位清晰，“整个社会把出版业当成传播人类知识的崇高之业”，再往远处追溯，“中国古代每朝设翰林院，设科举考试，这种种举动哪个不是对人类文明传播的巨大贡献？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把出版业当成意识形态部门的做法，却把编辑矮化了。”

　　让编辑的形象重新“高大”起来，谢寿光认为秘诀就在“专业性”三个字。他自称是个原教旨主义者，对编辑最严厉的批评是“你不专业”，最强烈的表扬是“你很专业”。但学者型编辑的养成并非一日之功，“一些名家在哪个出版社出书，往往就是冲着某个编辑、某个团队去的。有很多编辑虽然没有承担行政职务，但其本人就是出版社的品牌和标志。比如，在历史学界，我社的徐思彦就有这样的魅力，这不仅是她的光荣，更是我们整个编辑团队的光荣。再比如，我们去年开始风靡的学术畅销品牌‘甲骨文’的编辑董风云，也成了出版界认可的一流人物。”

　　而今，一支以年轻的博士、硕士为主体，一批从中国社科院刚退出科研一线的各学科专家，组成350多人的编辑、出版和营销队伍，始终在为实现学术立社而努力。他们先后策划出版了著名图书品牌和学术品牌“皮书”系列、“列国志”、“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全球化译丛”、“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近世中国”“博源文库”等一大批既有学术影响又有市场价值的系列图书，在社会学、近代史、苏联东欧研究等专业图书领域独领风骚，经济管理、国际问题、古籍文献等主题图书亦别具特色，学术期刊、电子音像、数字出版、国际出版齐头并进；年发稿6亿字，年出版新书2000余种，承印发行中国社科院院属核心期刊70多种；从年销售收入400万元到总收入近3亿元；从几无立锥之地到拥有6000多平米自有产权办公用房，社科文献出版社收获了学术影响力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关键要识货，从中得到快乐，发现有价值的学者，把他们的思想推广给更多人欣赏。“票友”其实就是价值发现者，我要在学术圈里做那个打开不同通道的人。

　　3学者交心 “学术票友”的三个“老相识”

　　谢寿光爱戏称自己是“学术票友”，不过在他眼里，“票友”的作用不只是在学术圈内牵线搭桥那么简单，而应该是一个欣赏者，“关键要识货，从中得到快乐，发现有价值的学者，把他们的思想推广给更多人欣赏。‘票友’其实就是价值发现者，我要在学术圈里做那个打开不同通道的人”。

　　每一条学术通道的打开，背后都有一段相知相遇的奇缘。而谢寿光这18年来最念念不忘的，要数那三个“老相识”——政治学者俞可平、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和社会学者孙立平。在他眼中，俞可平内敛，沈志华率性，一冰一火，随性从时。而孙立平，与他身为同行，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挚友。

　　就在上周，号称“学术界最受人瞩目的离职”发生在俞可平身上，他对外宣布已经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之职，将赴北京大学担任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这位中国第一代政治学博士，选择了放弃仕途，回归学术中心。

　　俞可平的研究生阶段就读于厦大哲学系，是谢寿光的系友，但彼时俩人并未谋面。谢寿光最早注意到这位年轻学者是上世纪90年代初，俞可平还是中央编译局的一名副研究员。那时的他“很安静，却一直在政治学研究上默默发力”。在1990年，他撰文讨论曾是禁区的“人权”问题，随后又关注诸如“市民社会”等议题。2000 年，俞已成为研究政治学的国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这位被称为“民主的思想推手”的政治学者，2006年12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广泛反响，此后十七大召开带来的政治话题升温，更让他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政治学者之一，一些媒体给他打上了“智囊”的标签。此时谢寿光开始密切接触俞可平，他判断《民主是个好东西》有巨大的出版价值， “天天逼着”俞可平趁热打铁，出版近年来的访谈辑集。而《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至今已经重印8次。2000年至今，俞可平在社科文献出版的著作就有二十余种。

　　谢寿光认为俞可平的辞职能引起如此风潮一点也不奇怪，“他即便想低调也低调不了”，但谢寿光一直赏识俞可平的独立性，“能够追踪国际前沿的最新政治动态，是改革开放的推手，是一个建设性的人。”作为一个地道、正统的传统南方学者，谢寿光说身份决定了俞可平“不太有趣，沉稳是最大特点，思想深邃。”

　　相比于内敛前行的俞可平，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的人生则颇有一番动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沈志华因莫须有的“泄露国家重大机密罪”，被迫中断学术生涯，入狱两年后才得以释放。在重获自由后，“狱中人”的烙印，却仍是他立足安身的障碍，无奈之下只好南下经商，开始了如流放般的逐金之旅。但他本色不改，仍是书生。至不惑之年，经济积累足够过自由生活，便归复学术，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但当他停下来回归学术时，却因为学历、社会身份等限制，与体制是格格不入，对学术成果本身价值的关注，成为他和这个出版社的共识底线。

　　谢寿光最初对沈志华的印象，只是“隐约知道他读研期间‘犯了事’，后来被迫去经商，靠着做《资治通鉴》的白话本，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把这笔钱拿去投资房地产，积攒了资金，自费建立了‘东方史学基金’”。苏联解体后，大量档案开始陆续解密，而沈志华以私人名义购买这些档案而未得，于是回到社科院立项，最终顶着社科院之“名”，自掏腰包购买了这些档案。拿到了这些档案，沈志华就开始组织人翻译，准备出版。

　　此时的谢寿光虽然心痒难耐，想说服沈志华来自己社出版，但心里没底：如果没有一个在能力上匹配的编辑，怎么有底气出版这庞大的丛书？机遇来了——谢寿光在那个时候，返聘到一个叫刘仲衡的老资格俄文翻译家做编辑。有了这样的专业人才，他有了底气，当场就把这个出版工作接了下来。

　　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出版后，其翔实的资料为研究世界近现代史、苏联兴亡史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沈志华也因此与谢寿光一见如故。之后沈志华的很多作品，如《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专家在中国》等也通过该社与读者相遇。“沈志华是个率性而为的人，有个性，理想主义，心很大，希望把冷战史整体研究都一网打尽”，谢寿光这样评价这位“酒友”。

　　同样坐在一处抽烟喝酒，谢寿光与孙立平在一起时，却最感痛快。在谢寿光心中，社会学者孙立平有勇有谋，两人相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的孙立平还是北大社会学系一个籍籍无名的老师，但因其直言敢谏之性情，与自由独立之思想，早已深深吸引谢寿光的注意。

　　孙立平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早年关注点在社会现代化，进入90年代后，兴趣逐步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方向为转型社会学。他在《财经》杂志举办的“2013：预测和战略”年会上提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发生，逼迫中国进行改革”，此番“盛世危言”极具震撼力。

　　作为社会学研究同行，谢寿光说孙立平是一个“奇人”，“传统的社会学者需要大量做调研，他也做，但他的调研方法又不同，他做转型社会学研究，不去图书馆和档案室，而喜欢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去接触去观察。他绝非书斋里的社会学家，而是带着巨大的人文关怀深入生活。大众对他最大的误解在于，认为他是个‘推墙派’，但他其实是一个建设性的批判者，急迫地想要中国往良性方向发展。但他能够始终保持超然的态度，和相关的‘中心’离得远远的，便于始终保持中立。”

　　孙立平的“转型时代三部曲”——《断裂》、《失衡》与《博弈》，悉数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而书名都是和谢寿光共同讨论的结果。他生性不喜社交，对外饭局几乎很少看见他的身影，而对于谢寿光的请客之邀，却从不爽约。“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可以当面指责，互开玩笑。我和俞可平不可能这样，而我毕竟又小沈志华几岁，再加上专业上不同，就未免拘谨些。我和孙立平心贴得最近，最喜欢一起喝茶，互相之间长久不见就惦记得紧。”

　　“谈笑有鸿儒，往来皆术业”，即将步入耳顺之年，谢寿光还依然铆着一股劲儿，目光对准前人建立起的“百年老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想用上二十年的时间，放手搏一搏，看能不能后来者居上，搏出一个令人尊敬的学术出版平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相信出版业的春天就要来了。”

　　4未来“野心” 大数据就是出版业的春天

　　新京报：你在2008年曾谈到，改革开放30年来，社科类图书出版有“三个十年”的阶段变化：从大量引进译作，到经济管理类学术书井喷，再到中国原创学术图书开始蓬勃。今年是社科文献出版社30周年，这30年来社科文献出版社是否也有一个清晰的学术图书出版变化趋势呢？

　　谢寿光：我觉得自己2008年的判断还是准确的。虽然社会越来越个性化，但是各个时期的显学还是有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学术阅读最先从哲学译著开始；此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热潮下，经济管理类的书开始走俏；进入21世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百花齐放，法学书需求量变大，然后回归到史学，加之逐渐升温的社会心理学等，原创性的东西大量产生。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互相交织，成为今后学术阅读的新趋势。

　　任何一个时代，某个学科成为热点，都和当时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有联系，出版机构需要迎合这种变化，但你只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从社科文献出版社三十年来说，在我来之前的十年，主要以译介国外学术著作、传记等为主。我来后的第一个十年，经济学图书全面发力，以“皮书”为代表。再后十年，开始全方位布局，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有相当大的支撑，但还是有侧重。一是做面向当下中国国情的主题出版物，带有智库性质的。二是文献类的出版，出现大型的文献资料。三是史学类的出版。在下一个十年，要通过数据库融合，把传统出版物和数字出版物打通，越来越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此外，一个内容多种载体，图书出版和期刊、新媒体的出版都会进一步融合。我要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信息服务社区，我的作者们既是内容生产者，也是我们提供信息的享用者。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互联网对传统出版业带来的机遇比冲击其实更大？

　　谢寿光：是这样。当我有了强大的数据库，我就变成了一个知识供应商和经营者，是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全套解决方案的人。但在全媒体环境下，一个传统出版社想要经营好，第一要有理念，第二要有人才，第三要有激励制度。毕竟我是要退休的，只希望在有涯之年，国家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加大对文化产业特别是出版业的激励制度。

　　激励制度太重要了，我做出版这些年，知道中国出版最大的短板在于，图书行业投入高，产出低。耗费的物质资源不大，但人力资源巨大，但从成果来说，比如学术类的出版，如果能一次性发行一到两万本就很了不起了，但比之制造业、加工业的做法——有了一个成品模子后，有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产品产出，又是九牛一毛了。在这种行业性质的短板下，我国最制约出版的问题在于体制。出版社按照现有的国有企业机制是留不住人才的，国有文化企业如果解决不了激励机制的问题会很麻烦。

　　新京报：你已经做了18年的社科文献出版社“掌门人”，面对这种行业短板，你有什么应对举措？

　　谢寿光：当你理解了出版的短板在哪里，就知道如何利用新技术去弥合它。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辉煌发展至今，出版的内核从来没有变过——知识的整合者和传播者，改变的只是手段和方法。社科文献出版社今天的出版模式全变了，无论是“皮书”还是“列国志”等图书品牌，背后都有庞大的数据库支撑。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我们现在正在建立抗日战争研究的数据库，等八卷本的《抗日战争史》修订好，准备和这个数据库同时发布。

　　新京报：十年前的学术出版研讨会上，你曾说“学术出版会迎来春天”，时至今日还做如是想吗？

　　谢寿光：我觉得这个春天越来越逼近，但还没有到来。知识的生产方式在快速变革，春天很近了，大数据就是出版业的春天。中国学术研究的缺陷，在于数字化程度低，科研人员的网络使用习惯和规则还没有形成。但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强，年轻一代已经能够大量利用数据，产生的效率就能加速度式的提高，而且会有很多围绕着知识生产给学术研究提供服务的人和组织出现，那个前景非常壮丽，我期待看见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