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无名小社坚持“权威、前沿、原创”的自我定位，成长为数一数二的中国学术出版领导企业，这便是社科文献出版社三十年结出的果实开出的花。

　　早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谢寿光社长便领悟了国外一流专业和学术出版商融合出版的门道。在国内学术出版社缺乏学刊群支撑这一先天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他用皮书出版的系列化、规模化，延展出一条图书期刊化生产模式，日积月累，为出版社的未来活生生地垒建出16亿字的基础数据。今天，因应客户需求，在数据的聚合与分拆之间，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数据库定制模式运行日益上道，游刃有余。

　　作为学术出版的标竿企业之一，社科文献出版社为业界瞩目之处，不仅因其经营的成绩，更在其发出的声音立意高远，往往突破一社之苑囿，试为整个行业制定标准，修渠开道，故登高振臂一呼，从者如影随行。仅举两例，其一，该社是第一家倡议社会企业责任的出版社。谢寿光说，今天我们讲“社会效益第一”，如果换用与国际更为接轨的话语，最好的表述便是“企业的社会责任”。2013年12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了中国首份出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今年9月发布了第二部报告。其二是该社凭一社之力，连续五年举办了五届中国学术出版年会，历届年会的议题都成为当年中国学术出版的风向标。

　　日前，谢寿光社长接受了百道网的采访，重点围绕下面三个话题，讲述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融合出版之道。

1 学术出版机构的责任

　　百道网：社科文献社是国内第一家提出版社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出版机构，并连续两年发布了相关报告。社科文献社在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先知先觉和身体力行，有何缘起，有何经验？

　　谢寿光：我们发布这种报告的原因，一方面和我的专业背景有关。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引入不过15年，而关心这一概念的大部分是从事社会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些学者。因为专业背景的关系，我较早接触到这一概念，并开始关注和出版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书籍。另一方面是我对国内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状况略有了解。国资委研究局大概在八九年前就开始委托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资委也对所属央企起到一种客观上的倡导作用。

　　可以说，我们既是这一研究的推进者、引导者，同时也是践行者。近年来常常提及的绿色出版理念，便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就是为员工，为社会，为每一个人理想的实现去践行一种理念。所以，社会责任讲求发展平台共享，和学者共享，和用户共享，和供应商共享，尤其是和员工共享。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编制和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此来检验自身在这方面的进步和不足。首先，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宣传，而是素质与自身内在的需求，当然这客观上和我们整个的理念是趋合的，所以就需要有一套业内或整个社会公认的、量化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来进行检验。每一次发布报告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完善和自我改进的过程，可能客观上也为行业开了一些领先的风气。

　　另外，作为一个出版企业，它必须是社会效益优先的，不能仅以追求盈利为目的，更应该是一个社会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通过研制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方式，可以来改进自己的理念和工作，对凝聚团队的共识也是很有价值的。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特别是在出版企业里面践行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是社会效益优先。

　　百道网：中国学术出版年会连续五年来，在年会主题上一直紧抓不放的核心是什么？第六届中国学术出版年会很快就要召开，议题视角中有哪些新的关注点？

　　谢寿光：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出版在亚洲名列第一，几乎和世界同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代出版人甚至整个社会都把学术出版当作一门专业，在整个知识生产、学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某种程度上学术出版是引领社会导向的。近些年来，中国确实出了不少好书，但是，为什么在世界出版领域，我们仅仅是出版大国而不是出版强国？为什么进出口的比例长期逆差那么大？很多人说相关支持不够或者对外部世界了解不够，而我觉得，核心问题是我们对出版自身的地位、出版的价值，尤其是对学术出版的核心价值认知度不足。

　　我们始终只是把出版当作一个文化勤杂部门，没有严格尤其是科学的专业分工，没有把它当成一种专业。比如大众、专业、教育这三大出版领域的边界应该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各自的运行规则都不一样，恰恰在中国，我们把这些边界模糊了（长期以来都是按社科、文艺、美术、古籍、科技等来分类），在管理上没有产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不管怎样，出版社要有担当和理念，要确立起专业的门坎。把自己当回事，才会让社会对出版尊重。

　　社科文献出版社建社25周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为行业发些声音，就确定办中国学术出版年会。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每次都有一个独特的主题，比如我们提过学术出版的专业门坎问题、学术规范、学术评价、话语体系，等等。通过举办年会和论坛，去探讨学术出版自身的规律、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瓶颈的方法和路径，是很有意义的。

　　今年我们可能会关注学术出版与学术市场，或者是学术出版和学术共同体的构建，因为要形成学术共同体，学术出版机构需要很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关注的这些问题实际上还是我这两年一直在不断讲的一个观念，即出版人如何更好地成为价值的发现者。

2 学术出版的积淀与前沿

　　百道网：皮书作为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拳头产品，从做书、办会，到建专业数据库，早就不是一个平面的单纯的图书项目，可否以皮书项目为例，分享社科文献出版社在融合出版与专业数据库建设上的目标与经验？

　　谢寿光：最初做皮书，起缘于我跟社科院的不解之缘，但是对皮书的认知，我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备而来的。运作伊始，还没有皮书这个概念，皮书这个词的发明权就是我们社科文献出版社的。为了把图书产品像皮书这样进行管理，我们综合学界大家的共识和需求，形成皮书的规则和写作语言，倡导皮书的写作文体，今年还要正式出版《皮书手册——写作、编辑出版与评价指南》。

　　我们还有一套评价标准。对每一篇报告，每一本皮书能不能上，有一套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还有一套指标体系对每一年出版的皮书进行综合评价；每一篇报告有严格的规范，而且还要做学术检测，比如重复率15%要退稿等。力图以与国际标准化的学术期刊一样的方式管理皮书内容。

　　现在，皮书数据库已经超过16亿字，有接近10万篇的研究报告，全世界像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等大学都在用这个数据库，国内有一千多家用户。当使用量足够大的时候，我明年开始就要发布文献下载流量统计，对每篇研究报告的文件进行流量统计分析。这个流量统计的来源就是数据库的使用，因为这个是最核心的。

　　对研究报告，特别是智库报告，也应该有一套公认的评价标准。因为现在学术论文期刊对这类报告是排除的，进入不了学术评价体系。我也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项目有点像现在的融合出版，只要有需要就可以精准的定制。在这个平台上，编辑和研究者的身份开始发生转换。比如，中国银行要在“一带一路”国家设置若干个分支机构，首先就需要一篇对这个国家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法律制度、宗教进行非常精炼生动和精准描写的文章，每一个国家不能超过两万字，给他们做一个培训教材，而我们有“一带一路”数据库。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只是知识的传播商了，更是知识的服务商。我做“一带一路”的库，也是因为我有皮书数据库，在这个库里面找出相关专业的资讯和信息，再整合外部的信息来形成的。

　　百道网：“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今年是个热门词汇，但我们在梳理相关出版社和相关图书时，发现社科文献社的书目数量是最多的，且涉入时间最久。请您以列国志及其数据库建设为例，分享社科文献出版社对学术方向和前沿课题的把握、捕捉和准备？

　　谢寿光：举个简单例子，因为我们对学术有长期的坚持，追踪和积淀，也有基础的平台、内容资源整合、技术团队和营销团队，只要有需求，我们就可以提供从国家层面、从企业层面的定制产品。比如说，为配合“十三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入领会落实习总书记自“十八大”以来对中国的减贫问题的系列讲话精神，我们正着手整合一批专家资源，准备做一个中国减贫数据库、蓝皮书，以及减贫案例系列丛书。

　　因此，现在不是转型不转型的问题，而是要把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国际出版和中文出版都整合在一个内容资源平台上同时运作。

　　又比如，我们在抗日战争、二战的研究上积攒了相当多的学术资源，今年又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我们到年底会推出抗日战争研究专题数据库。我们把之前出版的上千种有关这样的书，按照结构化进行整合处理，然后提供给所有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个受众其实并不小。当然，有的同类出版社的资源也会加载进来，像现在的“一带一路”数据库，就有很多同行希望搭载进来。此外，我们还有一些专题的数据库。

　　百道网：目前社科文献社的数据库进入国外的图书馆的销售渠道主要是什么？数据库的销售情况是否已经比较乐观？

　　谢寿光：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我们委托在美国East View Information Services公司，签了三年合约，做得很艰难，但是我不断地参加美国的亚洲年会，这是研究东亚的最大的话语平台。最近一次我去芝加哥参会，与会的东亚馆的馆长们，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上来就问我皮书数据库的使用，以及碰到的问题等等。另外，德国国家图书馆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订阅客户。在欧洲，我们也委托专门的销售团队，设定了一套规则来做数据库的销售。

　　关于数据库的销售，我们既可以整卖，也可以分拆，但还是以B2B为主。今年直接销售大概有1千多万，这还不包括间接的，目前国内作为传统出版单位自主研发数据库并实现销售的，还不太多见。我们配合国家方针，做热点话题，里面有一些方向性的东西，发展是有后劲的。

3 学术出版向大众市场的延伸：甲骨文品牌的孵化

　　百道网：专业学术出版社向大众市场延伸，社科文献社通过甲骨文品牌提供了很成功的范例。这也是社科文献三十年历程中一道闪亮的里程碑。请您分享当时社里面发展大众板块的思路，以及品牌孵化和发展的故事。

　　谢寿光：任何一个专业的出版机构，不可能面对着大众市场浮动而无动于衷的。任何一个出版社的发行部门最希望的是专业类图书能够发得越多越好，会不断地跟编辑部门施加压力，但很要命的是，编辑部门如果一味地迎合市场就容易错位，最后搞得不伦不类，这是绝大部分出版社存在的问题。我们社的图书分类是很清晰的，打开我们的分类系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产品结构。

　　我们的产品完全是以读者和渠道为中心，分为三大类型：门店书、专业书（馆配书）、定制书。这三大类型的书互有交叉，但以什么为主，盈利核心在哪里必须确定。专业书和馆配书需要提供学术资助，能挣钱，这些年规模做得越来越大。但是，门店书也不能缺位，否则经销商会难以定位你。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做大众学术，实际上就是市场定位的结果。

　　但是，中国的市场这么大，到底如何定位，我们也是探讨了很长的时间。真正的契机大概在六七年前，那时候我们每年年末都要请一批专家来做年度好书评审，目的是为了激励编辑，用于出版社做自己内部的榜单。在一次专家评审结束后，万圣书园的刘苏里找我慎重地谈了一下，他建议我找几个人，别施加经济指标压力，真心凭着爱好做一点能够和市场对话的专业学术类图书。

　　当时我们就在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组建了一个编辑室，提供一个平台，让员工用一年的时间探索。这个编辑室以出版翻译类作品为主，在学科上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方面，他们选择的作品有些本身就是西方世界知名的学术畅销书。靠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判定选题，以及一部一部学术畅销书的积累，这个团队逐渐摸清了一个特定的读者群的品味，甲骨文品牌也就这样诞生了。而现在，甲骨文品牌里面也在开始增加一些原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