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5日，由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社会工委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社会建设蓝皮书：2015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发布会在京举行。

　　2014年北京市在社会建设各方面又上一个新台阶，取得了新的进步：人口增长速度下降，污染天气减少，城市环境改善；进一步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公共服务，推进教育发展均衡化，改善医疗和养老服务，加大住房保障和棚户区改造，轨道交通建设不断加速，首都非核心功能开始疏解。社会治理体制不断完善，社会治理的成效已经显现。当然，北京市社会建设还面临许多挑战，社会阶层结构和人口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大气污染治理难度较大，资源紧张的约束难以改变，公共服务的发展还跟不上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015年，北京需要进一步认识首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城市病”的根源，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完善北京的功能定位，解决首都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建设法治社会，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实现首都经济社会建设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六成北京人口属社会中下层，社会阶层结构呈现蒙古包形

　　北京市社会阶层结构距离理想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还有一定的距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占从业人员的0.48%，企业负责人的比例是249%。这两个阶层是社会的中上层，只占社会各阶层的2.97%。北京市专业技术人员占从业人员的20.3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15.46%，这两个阶层属于中产阶层，加起来中产阶层的比例只有35.85%。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最大，占33.82%，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等占21.54%，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比例较小，占5.81%，这三大职业的从业人员属于社会中下层，合计起来比例为61.17%。社会阶层结构图近似一个蒙古包，社会中下层的比例过大，中上部过小。五年过去了，按照中产阶层每年增加1%计算，估计北京市中产阶层的比例达到40%左右，到2025年才可能达到50%。那时才能形成中间大两头小、接近理想橄榄形的社会。

　　多数在京外来人口认为自己在老家的经济地位在来京后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蓝皮书进行数据分析发现，聚集区的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生活感受到压力与焦虑。他们来到北京工作生活，期待的是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以实现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但这一点似乎并不容易。关于外来流动人口流向北京能否提高他们在老家的经济地位，多数人认为自己在老家的经济地位在流动前后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占71.6%），感受到经济地位发生向上变化的比例不足1/4（占21.3%），感受到经济地位发生向下变化的比例是7.2%。不过，多数人还是认为现在的工作生活质量较之前有了提高（62.4%），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生活压力较大、经济地位变化感受并不明显的状态下，外来流动人口依然会选择来北京，他们在这里能够获得不同于原先生活地域的生活质量，也就容易形成生活的幸福感。

　　北京人口问题的实质不在数量而在结构

　　蓝皮书指出，北京人口结构问题，才是人口问题的根本性问题。

　　第一，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但增长势头有所减缓。对常住人口产生重要影响的常住外来人口增速下降，使常住人口增量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受经济“新常态”影响，常住外来人口增速将自然放缓。

　　第二，人口空间向分散化发展，但聚集的势头仍较突出。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总量下降不明显。随着城区摊大饼式的不断扩张，人口在空间上的分散是必然趋势，但是现代化推进的非均衡性，导致北京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较为突出，差距较大。城市核心区集中较多资源，从人口居住密度、工作密度来看，聚集城市核心区的现象在短时间内无法有效破解，人口聚集势头仍较突出。

　　第三，人口素质普遍提高，但人才资源仍较短缺。由于产业结构质量较低，大规模的人口集中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劳动生产率低，就业质量不高。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化人才匮乏。此外，由于北京区域发展差异较大，资源配置不均衡，有些郊区县引进人才但留不住成为常态，导致郊区县具备一流的硬件条件，却只是二流的软件条件，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低。在当前“城市病”的严重期，北京这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也将下降。另据笔者调查，北京几乎所有人才服务中心（机构）正在实行只出不进的政策。

　　第四，人口红利处于高峰期，但少子老龄的问题将日益凸显。当前，北京已经进入少子和老龄“双型社会”，到21世纪中叶，北京对人口的刚性需求又将进一步凸显。

　　第五，人口性别比失调，性别不平衡问题突出。人口结构中的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结构的自然基础，影响人口及相关社会结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9（男比女），高于国际通行标准（107）。

　　总的来说，从五个人口结构的子结构分析来看，其都存在一定的不良状况，而且这种人口结构的不良状况要比人口数量本身更重要。也就是说，人口结构才是人口问题的核心，也是研究特大城市人口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管控”方式无法有效解决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的问题，否则也不会出现“屡控屡败”的局面。据此，蓝皮书认为，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红利迅速下降的双重压力下，应将北京市人口工作的重心从控制人口规模转移到优化人口结构上来，特别是对劳动力存量人口的素质提升，使其继续释放人口红利，这对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八成在京外地大学毕业生选择在35岁之前离开北京，七成去二、三线城市

　　蓝皮书调查显示，对于今后自己是否会留在北京，所有被调查的外地户籍大学毕业生中，60%的被调查者表示未来会离开北京。至于离京原因，主要是无法置办房产、看不到职业发展前景、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等。如果这些困扰始终得不到解决，将近八成的大学毕业生会在35岁之前选择离开。

　　而他们之所以当前还愿意留在北京，看重的是这座大城市给予他们的“机会”。他们认为这座城市可以给予他们更多公平发展的机会、学习深造机会、和好的工作条件等。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机会”实现自我价值（占应答总数的19.8%）、成就自己的理想（占应答总数的19.3%）、让父母和下一代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占应答总数的43.7%）。

　　至于未来发展地，将近七成的被调查者选择去二、三线城市。由此可见，他们接受过高等教育，其生活方式也已“市民化”，根本回不了“村”，但又迫于大城市难以承受的生活压力，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在二、三线城市定居。

　　总体来看，通过对北京外地户籍大学毕业生生活状况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就业机会多是吸引外地户籍大学毕业生在京工作的最大因素。但高昂的生活成本，特别是居住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这是影响他们居留北京的最重要因素。目前来看，这一群体的心理预期与现实之间还有较大差距。他们迫切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使他们在住房政策、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有机会享受到与当地人同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缓解其生活及就业压力。

　　公共安全、住房和医疗是北京社会矛盾集中的三个领域

　　2014年北京市社会矛盾总体趋于缓和，随着政府积极推进住房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改革，以公共政策为主的矛盾缓解机制起到了积极作用。蓝皮书将社会矛盾分为物质性矛盾和价值性矛盾，物质性矛盾是指有关权利、地位与资源的冲突，是公众需求与客观现状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蓝皮书指出，2014年物质性矛盾有所下降，但仍处于中度矛盾区间。从社会矛盾主观水平得分的变化来看，就业、医疗、公共安全、住房和社会保障同2013年相比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就业和社会保障都处于轻度矛盾区间。就业矛盾的下降幅度最大，说明居民对就业状况和就业服务的满意度较高。2014年教育和市政环境的主观矛盾水平有所提高，尤其是教育矛盾主观水平得分增长了22.1%，由轻度矛盾区间上升至中度矛盾区间。从社会矛盾主观水平得分的排序来看，公共安全、住房和医疗是矛盾主观水平得分最高的三个领域，需要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的持续关注。

　　从物质性矛盾利益受损程度来看，市政环境、医疗位列前两名。市政环境的利益受损程度显著高于物质性矛盾的其他方面，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成为市政环境利益受损最主要的两个方面。调查显示，五年间，环境污染利益受损比例从116.5%上升到122.6%，交通拥堵利益受损比例从56.6%上升到91.1%，市政环境利益受损覆盖的人群有所扩大。由于市政环境问题具有较高的非排他性，加之近年来民众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居民对良好有序的市政环境的诉求更加强烈，在市政环境方面的利益受损具有更高的敏感性。

　　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大学生学习动力最足

　　蓝皮书对北京市四所高校1341名大学生进行了学业倦怠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并对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调查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很好比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家庭经济状况困难的学生学业倦怠得分更高，而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学业倦怠得分相对低一点。一种解释是家庭经济优越的孩子，往往学习动力不足。在当前诱惑众多的社会环境下，一些家境富裕的学生源于强大的家庭后盾，对自己的人生缺乏长远规划，也不需为自己的前程承担太多的压力，因此学习的内在动力不足，更容易表现出倦怠心理和不当行为。

　　而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和困难的学生，一方面要应对学业的压力，另一方面还有经济、就业的压力，而目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追求享受、超前消费、娱乐至上的心理，又会让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学生产生自卑与困扰。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可能既没有富家子弟的经济优越感，同时又没有过重的经济压力，因此学业倦怠得分会相对偏低一些。

　　北京住房供给结构很不合理

　　最近几年北京新建住竣工量连年下降，住房供给的持续减少可能是房价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2012年住房的新增供给量不足2003、2004、2005的一半，自2004年住房供给量达到顶峰之后连续8年住房供给的总趋势是下降的而且下降的很快。除了总量下降以外住房供给的区位结构也是极为失衡的，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住房供给降到了2003年的1/13。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住房供给降到了2003年的不到1/4，2004年的1/5。城市发展新区的供给量也下降了4成多。只有生态涵养区的供给是在增加的。由于中心城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住房供给急剧下降，所以价格迅速攀升，大量的居民住到了城市发展新区，大大的加大了通勤量。

　　住房的供给除了区域失衡以外，户型结构极为不合理，北京的住房市场上大面积的户型较多，而小户型过少，2003年商品住房成交每套面积平均121.5平方米，显然是以三居室为主的户型结构，市场上一居二居室数量极少，三居四居室比较普遍，是为改善需求而准备的房源，而针对于年轻人刚需的一居和二居市场上供给的量太少了。这就是合租、群组泛滥又难以根治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