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5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英国蓝皮书：《英国发展报告（2014-2015）》发布会暨中英关系论坛（2015）”在京举行。

　　2014年以来，英国延续了经济复苏有力的态势，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英国战后最长的经济衰退带来的诸多问题，政治、经济、社会实现了平稳发展。2015年大选后，英国政府形态从联合政府走向保守党一党多数政府，也为英国应对内外政策面临的挑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政治领域，英国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平稳完成了五年的任期；2015年大选并未如人们所预期产生悬浮议会和联合政府。保守党很大程度上借助近两年来英国经济的强劲表现，赢得了单独执政的机会，并在英国政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工党则因党内左右翼间的争论和苏格兰“票仓”的丧失陷入困境。苏格兰民族党和英国独立党在英国政治的特定议题上仍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在经济层面，英国成功走出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但仍面临债务负担沉重、通货紧缩风险显现等问题。英国长期存在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能否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的争论。一般认为，英国继续发挥金融业的比较优势，同时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是明智的选择。积极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加强中英金融合作无疑也是英国进一步做强金融业的努力。此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改变过度依赖伦敦地区、缩小南北差距是英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战略。英国社会围绕高铁二号线的争论及其发展前景也是2014~2015年英国经济社会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

　　2014至2015年英国民众对金融危机后社会政策调整和改革的反应已进入理性对待阶段，移民政策与趋于紧张的种族关系成为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问题。而在作为英国软实力重要资源的文化领域，传统与变革仍是不变的主题。英国电影产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英国电影人继续践行创意英伦精神，展示英国特性；英国政府继续重视公共资金及税收优惠对影业的扶持，并加强了海外推广。英国报刊监管的新一轮改革则在媒体自由与公众利益的命题之间展开复杂博弈。

　　联合政府后半期，英国外交表现出的一些“内倾”特征引发了关于英国对外政策是否放弃大国雄心、走向孤立主义的争论。尽管英国在特定阶段受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对外干预的冲动下降，但长远来看，英国审时度势，硬实力或软实力并用，选择性地参与、介入国际事务、追求大国地位的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在英欧关系、英美关系及其与新兴市场关系中都是如此。这一时期，英国防务政策也进入深化军事改革、调整战略布局的阶段。

　　2014至2015年中英关系迅速发展，取得诸多新突破。2014年是中英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2015年则是新的十年的开端。针对英国政府提出建设“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意愿，中方作出了积极回应。双边关系在克服一些既有障碍的基础上在战略性、务实性和示范性上都取得了新进展。两国在经贸、投资、金融合作、人文交流领域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英国带头加入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中英在产能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领域的合作前景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习近平主席即将对英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必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新的里程碑。

　　英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趋势、内外部挑战仍在发展之中，保守党政府在国家治理中能否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践行“全民国家”的理念，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目标之间的平衡，是英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维持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地位、权力下放中的宪法安排和“退欧公决”等问题上的平衡取舍都需要英国政治精英和民众表现出更大的智慧。

　　2015年大选对英国政党政治生态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次大选最终产生了稳定的保守党政府，暂时缓解了英国政治进一步“碎片化”与“联合政府”和“悬浮议会”成为英国政治常态的担忧，但英国政治是否回归保守党和工党两党轮替、是否出现保守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还有待观察。

　　从英国传统两大党的竞争态势看，保守党处于有利地位，工党则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自身定位、政策取向方面都将面临困境。保守党依靠近两年来英国经济的良好表现， 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大选胜利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政策取向。而工党由于大选失败，传统左派和第三条道路派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剧，同时新一届保守党政府在经济社会政策上向中间立场靠拢，甚至接受左派的一些主张，使工党利用传统政策彰显自身身份的努力难度加大，面临分裂的风险。此外，在苏格兰民族党支持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工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面临很难收复苏格兰这一传统票仓的困境，在未来选举中更多寄希望于保守党政策失误从传统保守党选区赢取席位，赢得议会多数的难度加大。21世纪初以来英国政党政治碎片化势头受到一定抑制，但中小政党在英国政治版图中影响力上升的态势依然存在。

　　中英两国在投资与金融领域的合作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

　　作为中国在欧盟内部重要的经济伙伴，英国深受中国投资者青睐，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企业斥资460亿欧元，在欧盟28个国家进行了1047项直接投资，其中大部分交易是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做成的。英国遥遥领先地得到了最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上述期间累计获得122亿欧元。德国位居第二，得到69亿欧元；法国排在第三位，得到59亿欧元。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在2015年6月17日发布报告称，2014-2015财年（截至2015年3月底），英国共吸引创纪录的1988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其中中国对英直接投资项目为112宗，以数量计是英国第四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英国贸易投资总署表示，上一财年中国对英投资项目为英国创造了约6000个就业岗位，表明中英关系进一步巩固，也表明中国看好英国经济。2015年7月17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经商处公使衔参赞金旭表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英国直接投资存量逾400亿美元，英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投资目的地国。目前，逾500家中国企业落户英国。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英完成并购和绿地投资11起，金额为14亿美元。中国对英投资覆盖多个领域。中国企业广泛参与英国机场、水务、空港城等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的增长必然带来对更高水平金融服务的需求。伴随着近年来中英之间相互投资的“跨越式”增长，中英金融合作也是“水涨船高”，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金融合作走在中英合作的前列。英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较早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金融潜力，伦敦金融城在2012年就开启了发展人民币交易业务的长远计划，希望将伦敦打造为人民币国际市场的“西方中心”，积极推广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各类金融投资中的使用，大力开发人民币的相关金融产品。2015年3月12日，英国率先打破坚冰，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和G7成员国。英国这一举动引发了连锁反应，包括德、法、澳在内的众多西方国家紧跟英国步伐，纷纷提出加入申请，亚投行一下成为了全球舆论的焦点，认为其“动摇了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甚至标志着“21世纪的权力向中国转移”。 无论如何，在亚投行的筹备过程中，英国的加入都是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节点。英国的举动虽然表面看有些出人意料，但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合作早已成为中英关系的重要内容。

　　当前全球性的投资规则和金融治理规则正在形成中，中国需要积极参与，与欧盟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处于“现在进行时”，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方式。而中英投资和金融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示范意义和全球影响。英国支持全球自由贸易，主张保持世界经济的开放性，积极倡导开启中欧自贸区谈判、推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对于中国与欧洲国家以及与整个西方世界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都有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在未来两到三年的时间里，英国外交仍会比较“内向”，但说英国“从世界舞台撤退”有些言过其实

　　首先，2014年以来，英国政府继续推行“经济外交”，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确保英国国家竞争力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这一时期的外交延续了“重商”色彩，外交活动重在为经济发展谋利，特别是吸引投资和扩大出口。

　　其次，英国与欧洲争执不断。英国一直担心欧元区应对欧债危机的财政和金融举措会对欧洲单一市场的公平性造成威胁，对深化一体化的方案和举措“严防死守”。

　　第三，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仍有不少亮点。一是支持阿富汗大选及和平过渡，二是力推“结束冲突中的性暴力”倡议，三是抗击埃博拉病毒。

　　纵观这一时期英国的外交表现，我们能得出几个初步的判断：一是英国的“经济外交”特色鲜明，在国际舞台上亦十分活跃。二是“不作为”只是体现在对外干预方面。

　　就英美关系而言。英美“特殊关系”有所变淡但不会终结。英美两国的合作已经机制化，如斯诺登爆料的文件显示，两国在安全、情报领域的合作非常密切。“特殊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动力，目前，双方面临诸多安全挑战，故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合作仍是英美关系的主旋律。问题在于，英美因为实力、地位不对等，应对全球挑战的理念、资源和方式也各不相同。英国也有不同于美国的利益，有时会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方法。赵怀普教授认为，今后英美“特殊关系”有可能呈现“菜单式伙伴关系”的特点，即在有共同利益的国际或地区问题上选择保持一定的合作和协调，而在缺少共同利益或存在利益分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拉开距离，但保持沟通。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所长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称英美关系是一种“有选择的特殊关系”,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国际形势在变，英国的实力地位在变，英国的对外政策也必须随之调整。在英国的视野中，美国仍是超级大国，但主导世界的能力下降。中国迟早要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英国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英国与欧洲其它国家的竞争以及对“被边缘化”的担忧，使其迫切地想搭上亚洲特别是中国发展的“快车”。但务实的英国人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不会为了发展与新兴国家的关系而舍弃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和与欧洲的经贸关系。其追求的最好局面就是同时与美国、欧盟、中国等大国（国家集团）保持积极交往的态势，增强回旋空间。

　　以退为进、逆境中求生存、危机中寻机遇，英国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和韧性。英国如何应对权力分布的变化，如何给自身定位，如何将自身定位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相协调？这些值得我们持续观察。

　　在“退欧公决”问题上，保守党政府可能在取得欧盟有限让步的情况下，最终不得不采取动员英国民众在全民公决中支持保留英国的欧盟成员国地位的立场

　　从欧盟方面来看，确保英国留在联盟内部对欧洲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但全面修改条约或做出重大让步满足英国的要求难度很大，只能借助对现有机制的灵活处理和订立新的双边议定书的方式，寻求英国可以接受的方案。首先，虽然欧盟及其成员国都有改革欧盟机构和治理方式的强烈呼声，但在当前欧盟刚刚走出欧债危机、希腊债务危机出现反复、各国民众对欧盟信心下降的情况下，各成员国在一体化是否应进一步深化、欧盟机构与成员国权力划分等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缺乏全面修订条约所需的共识基础。其次，欧盟新一届领导机构成立以来，在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上采取了更积极的立场，希望通过一体化的深化来解决欧盟面临的困难。最后，英国提出的废除“不断聚合的联盟”原则、大幅修改“人员自流动”规定等具体要求对欧盟和大多数成员国而言都是难以接受的，但在英国通过国内立法防止移民滥用自由流动规则不当获利方面，欧盟存在妥协的空间。在欧盟人权宪章和人权公约的适用方面，英国在《里斯本条约》中已选择例外地位，废止与欧洲人权公约挂钩的《人权法》的阻力主要来自英国国内其他政党。此外，欧盟通过宣言或双边议定书的方式，扩大英国议会在欧盟法适用方面的权力也是化解英国与欧盟间矛盾的可行途径。

　　从英国方面来看，保守党政府一方面深知从欧盟获得大幅让步并不现实，另一方面也很难承受谈判破裂退出欧盟的后果。从政治层面而言，联合政府执政以来在欧盟内部促进和维护英国利益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目前英国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较之卡梅伦上任之初明显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英国在市场自由、减少欧盟干预方面与德国、荷兰等成员国存在共同理念、利益和立场，但寄希望于这些国家支持英国动摇人员自由流动等一体化的基本原则也是不现实的。英国如果在对欧谈判中坚持不切实际的强硬立场只会使自己更加孤立和边缘化，不利于英国实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影响力的目标。此外，脱离欧盟还可能导致苏格兰独立公决再次出现，使苏格兰最终脱离英国，引发北爱尔兰陷入不稳定状态，增大联盟解体的风险。 对保守党而言，与欧盟“斗而不破”，在为英国争取最大利益的同时，避免脱欧公决失控是当前的紧迫任务。

　　从经济层面看，尽管疑欧派认为，欧盟的干预主义传统和繁文缛节阻碍英国市场自由化，给英国带来的贸易与投资利益有限，欧盟预算英国净出资国地位和欧盟移民也对英国就业、福利和公共服务造成巨大冲击，但客观来讲，脱离欧盟对英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是持久而深远的。首先，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40多年来双方经济、社会联系的规模、深度和广度已非常巨大，任何打破这一联系做法的代价都是非常高昂的。尽管英国退出欧盟后可按挪威模式与欧盟成员国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但从挪威的实践看，在此框架下英国只能被动接受欧盟制定的法律和规则，完全丧失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能力。对英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该模式也是很难接受的。与参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利益相比，预算分摊款和移民问题造成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一定数量的中东欧成员国公民进入英国劳动力市场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缓解老龄社会的压力都有积极作用，移民在税收等方面带来的收益可以抵消福利方面的支出。因而，未来一到两年，如何在建设性接触和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的目标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保守党政府欧洲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英关系正从互利互惠，走向“利益”与“战略”双驱动的新阶段

　　在保持互利互惠的同时，中英关系呈现的另一个积极进展是战略性合作态势趋强。这首先表现在双方高层往来增多，顶层设计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导引性明显。2013年10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访华，一度陷入低谷的中英关系开始出现转圜，当年年底，卡梅伦首相成功访华。2014年3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荷兰再度与卡梅伦首相会晤。习近平指出，“两国关系掀开新的一页”。双方应在核电、高铁、高技术、金融等领域打造示范性强的“旗舰项目”，深化教育、科技、媒体等交流合作，便利人员往来。2014年6月16日至19日，李克强总理对英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晤。目前，中英关系很好，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在驶入发展的快车道。2014年以来，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定位于“共同增长与改革的伙伴关系”的同时，也开始强调“中英合作关系远不局限于经济领域”。

　　中英合作的战略性还体现在，英国正在成为西方国家中发展新型对华关系的“新典范”。自工党政府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将中国崛起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卡梅伦首相曾坦言，“英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崛起不只是中国人民，而且是英国和世界的机遇。英国希望中国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认为中英可以互相帮助，赢得全球性竞争”。今年5月，女王在新一届议会开幕演讲中，明确指出政府将致力于提高与印度和中国的伙伴关系，并特别表示“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夫人在10月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王室新闻官还在官网上发布，习主席夫妇将下榻白金汉宫。

　　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卡梅伦政府的竞争意识很强，甚至有意凸显其领先于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如将英国定位为“欧盟中最开放的经济体；也是最欢迎中国投资的国家”。实际而言，中国在英国最富有争议的投资，已经从华为参与英国电信(BT)大规模升级电信基础设施的项目，发展到包括核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在西方国家中并不多见。2015年3月，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公开表示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从而引发了其他发达经济体争相参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示其看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前景，并有意参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

　　英国还力求使“开放的英国成为正在开放的中国的理想伙伴”。为此，英国正积极深入中国改革前沿。2014年7月，在英国政府的推动下，“英国金融城”主席秦智涛牵头40多家总部设立在英国的跨国公司组建了国际专家咨询小组，以“促进英国在中国标志性政策如自贸区建设中的参与”。此外，中英合作的战略性还体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深入民间、地方的层面。作为双边关系的三大支柱之一，中英人文交流也日趋繁荣。

　　尽管苏格兰最终选择留下，但未来关于苏格兰独立及权力下放问题的博弈将会长期存在

　　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决已经落幕，英国的国家统一得以维持，但实质上苏格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从围绕独立的各方面议题也可以看出，苏格兰人选择留下，更多的是考虑到留在英国可享受到的政治、经济、社会利益。如何平衡经济利益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复杂逻辑是苏格兰人在未来一段时间仍需反复思考的问题。

　　卡梅伦和联合政府不惜冒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风险，同意举行全民公决，既有政党政治利益的考虑, 也寄希望于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苏格兰问题。然而，2014年公决后的苏格兰政治进程并未如其所预料的那样趋于平静，苏格兰与英国中央政府以及其他地区的分歧依然存在，并有加剧的风险。英国的主流政治家们把进一步权力下放当作挽留苏格兰、维护联合王国的有效手段，但英国地区发展与民族问题治理中的一些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英国由于英格兰地区在人口、领土面积、工业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远超其他地区，这种不对称性和英国宪法的议会主权原则是长期以来英国难以通过联邦制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主要原因。另外，能否增强苏格兰人的统一的英国国家认同也是权力下放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按照目前英国政府的计划，苏格兰议会和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其作为永久性安排将得到法律保证，英国中央政府对苏格兰的控制权则进一步下降。苏格兰事实上已获得联邦制国家自治主体的充分立法和行政权力后，英国的宪法体制如不能做出相应变革，作出必要的整体安排，会导致苏格兰现有的自治权力越大，独立倾向越得到强化，而且会加剧与英格兰之间的矛盾，对威尔士、北爱尔兰的分离势力产生示范效应。目前，苏格兰公决对英国的权力下放和北爱尔兰与威尔士的民族问题治理产生的溢出效应不容低估。

　　英国军事改革进程已进入“深入发展”阶段

　　2013-2015年间，英军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为军事改革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调整编制体制，进一步优化部队结构——继续裁减三军（特别是陆军）现役部队，加强预备役部队建设；加强联合作战能力，提高部队信息化建设水平。

　　（二）调整军备预算规划方式，重点保障核心装备和海军发展——制定和推行新的装备规划方案；确保核心装备发展项目，“重建”海军成为重点。

　　（三）加快“联合与贡献”型作战力量建设，突出强调轻型化、模块化和多能化——英军尤其强调部队的机动灵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并积极依此重组部队，陆军更率先在关键性的“部队功能划分”问题上推出了更明确的针对性措施；英军极其重视与盟国的“能力互补”，强调与盟国部队的联合训练。

　　总之，英军本轮转型力度之大、周期之长、涉及面之广，在冷战后前所未有。尽管存在一些分歧和面临诸多困难，“通过改革提升战斗力”却是英国高层的共识；因此，英军的改革步伐不会停顿，将继续朝着“少而精、重视快速反应和联合作战”的大方向深入推进。同时，诸多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会使英国高层设计的军队转型“路线图”在部分领域出现反复和摇摆，改革效果也有待实战检验。

　　2014年以来，英国经济发展亮点突出，成为保守党在2015年5月大选中获胜的主要“法宝”，但英国经济未来发展仍面临着一些问题

　　在卡梅伦当政的五年期间，英国经济成功地走出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实现了较为有力的复苏。在2010~2014年期间，英国经济每年都是正增长，尽管2012年的增长率仅为0.7%。2014年，英国经济增长率高达2.8%，高于欧盟和欧元区的1.3%和0.8%，也高于德国的1.6%，在七国集团（G7）成员国中雄踞首位。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Angel Gurria）的说法，目前的英国经济是“教科书式”的榜样，其他国家应该学习英国。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2015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为2.5%，2016年~2018年可能会下降到2.3%，2019年将上升到2.4%；卡梅伦的财政紧缩收效显著。至2014年，财政赤字已降至5.7%，2015~2016财政年度预计能进一步降低到4.0%。根据英国财政部的预测，2018~2019财政年度有望出现财政盈余；2011年，英国的失业率曾高达8.1%，此后连续下降，至2014已跌落到6.1%。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认为，2014年就业人数的增长幅度和失业的减少幅度是1988年以来最大的。2014年底，青年失业率比2013年底下降了约20%，全国就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3090万人。该机构还指出，卡梅伦当政以来，英国就业的增长在七国集团中是首屈一指的。根据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失业率将从2015年5.3%下降到2016年的5.2%，2017~2019年会再次上升到5.3%。

　　2015年5月，英国举行大选，保守党大胜。近几年英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是其取胜的主要因素之一。曾对1964年以来英国大选与经济因素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的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教授大卫·桑德斯认为，如果选民对经济形势的看法是正面的，而且现政府拥有善于治理经济的声誉，那么，在野党取胜的可能性很小。

　　虽然英国经济在强劲地复苏，但在这一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债务负担沉重、通货紧缩的风险开始显现、贸易逆差居高不下、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缺乏可持续性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而且在卡梅伦的第二任期内，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尚为未知数。

　　2014年以来，伦敦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排头兵和离岸人民币业务的领头羊，其人民币业务也实现了长足的发展

　　2014年以来，伦敦离岸人民币业务取得重大突破。英国政府成功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成为中国之外第一个发行人民币计价国债的国家；英镑实现与人民币直接交易；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订清算安排协议，并指定中国建设银行（伦敦）担任英国人民币清算行；伦敦交易所第一支RQFII ETF南方Source富时中国A50 UCITS ETF成功上市；人民币债券业务蓬勃发展；人民币存款迅速增加。

　　蓝皮书建议

　　1. 伦敦人民币清算中心可以凭借其区位优势和业务优势辐射欧洲、中东和非洲，从而增加业务量，巩固其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中国也可以凭借伦敦金融业的全球影响力推动人民币在更大范围的使用。

　　2. 中国政府可以以英国为平台，通过伦敦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强大影响力和领先地位发挥离岸人民币业务的示范作用，促进离岸人民币业务创新，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商家与个人在更广范围内、更深层次的使用人民币，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3. 中国金融机构应高度重视在伦敦市场的投入，提高人民币外汇交易能力，利用伦敦在全球外汇交易市场的地位推进人民币外汇交易职能，强化人民币定价的影响力。

　　4. 中英双方应当进一步加快推进两国的资本市场联通，如沪伦通、中英基金互相认购等，助推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英国政府目前热衷于推广伦敦人民币业务的发展，中国方面可以以伦敦为试验田试点各项人民币双边投资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5. 鉴于英国在亚投行和人民币加入SDR方面对中国的支持态度，中国政府可以以英国为杠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借助英国的外交实力和在国际组织的话语权推动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进而促进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前行。

　　英国高铁二号线项目有望成为中英合作中最受瞩目的“经贸大单”之一

　　2015年5月新一届保守党政府上任后，高铁二号线以及拟议中的“跨北部”铁路网络在政府议程的优先顺序如何，在上下两院的立法进展如何，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尽管在细节问题上英国决策者一直久拖不决，但预计高铁二号线很可能于2017年在反对声和质疑声中按时上马。从首相卡梅伦本人到高铁二号线有限公司都公开表示欢迎中国方面投资英国高铁。中国将以何种形式投资英国高铁？目前看来，答案尚不明朗。中国虽有丰富的高铁建设经验，但英方对中国高铁技术的安全性持有一些保留意见。且英国政府希望英国高铁建设能够惠及整个供应链中的英国企业，并创造40万个就业岗位。此外，由于欧盟对高铁工程设有统一的技术认证标准，中国在设计建设中没有此类要求。中国企业如进入英国市场，“必须强制性地通过这个互联互通的技术要求”，中方企业已向英国和欧盟承诺，一旦中标，将会按对方要求通过认证。目前，中国企业已参与几项大型英国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如希斯罗机场和曼彻斯特机场，以及2014年10月获欧盟批准的中国核电企业与法国电力集团联合投资的欣克利角核电站建设项目。中国企业有机会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同时竞标，争夺线路的运营特许权以及包括车站在内的周边配套设施的开发权。2015年4月，中国南车在伦敦成立子公司，开始为竞标高铁二号线做准备，寻求为该项目提供列车、建设、运营、维护和保养等一系列服务，其竞争对手包括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及日本日立等世界知名公司。而中国中车2015年7月向马其顿政府交付动车组，也表明中国动车组产品能够符合欧洲铁路技术规范(TSI)。舆论认为，英国高铁二号线项目将成为习近平主席2015年下半年访英行程中最受瞩目的“经贸大单”之一。

　　移民政策与种族关系成为2014-2015年英国社会的关注焦点

　　2014至2015年的英国社会一方面反映了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以来社会政策变革的延续，也反映了英国民众对这些改革政策的总体反应及其社会反响对执政党社会政策调整的影响。公众与主流媒体关心的主要社会议题包括移民政策与种族关系、福利政策调整与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前景、教育改革与大学提高学费、性别平等在英国的进展等。总体来看，民众对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政策调整和改革的反应已进入理性对待阶段。对以增税手段支持教育、医保和福利制度的传统政策的支持率呈下降趋势, 但多数民众不支持削减养老金福利，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支持度和满意度维持较高的水平，对曾经引发强烈抗议的大学大幅度提高学费的政策也呈现接受和原则支持的态度。2014~2015年英国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是政府的移民政策与趋于紧张的种族关系，而多数民众支持卡梅伦政府限制移民（尤其是欧盟内部中东欧移民）及其福利的政策，但面对移民对英国经济发展和增长不可或缺的贡献以及工商界的压力，联合政府很难实现将年净移民控制在10万人以内的目标。另外，英国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进展喜忧参半，一方面在政治经济领域性别平等止步不前，另一方面在同性婚姻和宗教领域则取得一定进展。

　　中英两国签署了《中英电影合拍协议》，电影交流合作深入发展

　　经过长达十年的谈判，中英两国于2014年4月正式签署了《中英电影合拍协议》。双方同意共同拍片，联合制作的影片将享受国产片的待遇，不受中国对进口影片的配额限制，且享受与国产片同样43%的票房分账比例，并有资格从双方政府获得资金扶持和税收减免。这是一个两国可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议。英国有世界级的制片水准、拍摄基地和演艺人才队伍、成熟的海外发行的国际化运作。而中国有极具吸引力的发展势头和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英国电影的播映和收益早已实现了多元化和长效化（“长尾”机制），这一点尤其值得中国借鉴。在2013年英国电影娱乐市场40.69亿英镑的总收入中，影院票房为10.83亿、音像零售9.4亿、音像租赁1.66亿、电视播映15.57亿、付费点播3.23亿。这里知识产权的保护甚为关键。

　　英中加强了电影的交流与合作。英方将2014年定为以中英电影界就商业、贸易、创作和文化合作为主题的“中国电影年”，举办了一系列颇具规模的活动。重要活动包括：英方2月在伦敦举办了冯小刚电影回顾展，向英国民众推介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大导演；4月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参加北京电影节，探讨合作商机；6月至9月底在伦敦推出了英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电影展——“中国百年电影展”； 10～12月在中国举办了首届“网络英国电影节”，展映了英国电影学会精心挑选的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36部颇具代表性的影片。英方全年举办了多个中国电影节，包括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伦敦华语视像艺术节、英国万象国际华语电影节等（万象电影节从2014年第六届开始扩为欧洲国际华语电影节）；2015年，中国引进了《帕丁顿熊》、《王牌特工：特工学院》、《小羊肖恩》、《模仿游戏》等英国独立电影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