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1日，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4~2015）》在京召开。

　　我国处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体制性问题所导致的纵向和横向分割以及人力资本的缺失，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障碍。2015年及“十三五”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转型的关键时期，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投资增速的下滑、“干中学”效应的衰减以及需求结构的变化，是造成经济结构性减速的主要原因。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9%。全要素生产率的增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中之重，尤其要重视中西部地区生产效率的有效改进。因此，制度完善和人力资本培育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手段。

　　2015年GDP增长率将低于7%

　　2015年，大量的改革和发展措施为未来发展打开了空间，但短期的宏观走势是不容乐观的，通缩机制在不断地侵害经济实体（张平，2015）。针对经济减速和通缩的压力，2015年宏观政策连续推出了降准和降息，积极布局了跨区域发展的战略，推动了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地方债务置换，但2015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表明经济仍然偏弱，特别是汇丰PMI的6月指标仍在50以下，其分类指数中的就业项目收缩很快，显示出更深层的调整已开始。

　　根据GDP环比预测，2014年第四季度环比为1.4%，创了近5年的最低值纪录；而2015年第一季度环比仅为1.3%，第二季度环比也只有1.7%。据统计局最新数据，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为7%，根据4个季度环比连乘的预测，如果第三季度环比上升与第二季度持平的话，2015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会更低，全年预计为6.9%。经济增长减速来自企业与个人投资的下降。与此同时，政府支出受困于财政收入下降和地方债务压力加大，尽管消费较为平稳，但收入预期也在下降。贸易盈余更多地显示为衰退性的盈余，即进口大幅度下降导致的盈余，总体看经济疲弱趋势仍未改变。而金融市场建设和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推动转型，稳增长的宏观政策任务仍需加码。

　　2016年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将为负

　　人口结构转型及相应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是“二战”之后普遍呈现于世界各国的典型化事实，尽管在时间上存在先后差别。WDI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收入国家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由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年均增长1.2%下降到现阶段的0.6%；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组，但其下降幅度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组。截至目前，中等收入国家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仍处于1.5%~2%的水平。低收入国家组在1960~2000年经历了人口红利的加速上升，但2000年以来呈现向S形曲线顶部趋近的态势，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处于2.5%~3%的水平。从区域角度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口转型尤为显著，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也面临快速下滑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展，根本上受益于自身有利的人口结构，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窗口正好重叠，而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减速与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密切相关。1985~2007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为1.58%，2008~2015年下降到0.61%，根据年龄移算，2016~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0.4%。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富裕人群闲暇追求倾向的增强，以及低龄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或劳动参与率也呈现越来越显著的下降趋势。例如，1985~2007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增长幅度为-0.07%，2008~2015年为-0.24%，未来5年估计为-0.50%。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增长速度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由1985~2007年的1.5%，下降到2008~2015年的0.36%，2016~2020年估计为-0.9%。

　　中国各省发展前景排名上海、江苏、浙江分列前三

　　2015年8月21日，由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4~2015）》在京召开。

　　蓝皮书通过对1990~2015年中国各省区市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国30个省区市1990~2015年的发展前景指数与排名情况，以及经济增长、增长可持续性、政府效率和人民生活4个一级指标的发展前景指数与排名情况。

　　上海、江苏、浙江分列前三。和2014年相比，2015年发展前景排名上升的省份有7个：上升了4名的有1个，湖南省从第20名上升到第16名；上升了3名的有1个，重庆市从第22名上升到第19名；上升了2名的有2个，内蒙古自治区从第13名上升到第11名，河北省从第23名上升到第21名；上升了1名的有3个，四川省从第18名上升到第17名，陕西省从第16名上升到第15名，黑龙江省从第14名上升到第13名。

　　排名下降的省份有6个：下降了4名的有1个，山西省从第19名下降到第23名；下降了3名的有2个，海南省从第15名下降到第18名，河南省从第17名下降到第20名；下降了2名的有1个，安徽省从第12名下降到第14名；下降了1名的有2个，湖北省从第11名下降到第12名，江西省从第21名下降到第22名。

　　让经济减速成为“清洁机制”，清理 “僵尸企业”鼓励升级换代

　　蓝皮书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最为核心的要义就是要充分意识到阶段跨越所需的整体性变革，既包括微观逐利的企业进行调整以应对出现的新情况，也要求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宏观经济环境随之调整，使得经济增长路径能够顺利由模仿阶段进入自主创新阶段。从理论上讲，中国在赶超初期采用的向下扭曲生产要素价格、高估企业获利能力，以及超贬汇率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加速了模仿阶段的经济增长（魏枫，2014）。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此前的扭曲要相应地予以矫正，经济增长减速是必然的。同时，微观视角下的企业也面临由对外模仿技术向自主研发技术的转变，这一过程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的过程。为此，要求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环境进行全面的结构性调整与改革，以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即适应新常态的要求。同时，政府在宏观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定力，不要被经济增长减速的表象所困扰，让减速成为“清洁机制”，以清理只能模仿技术而无法自主创新的“僵尸企业”，鼓励企业所用技术的升级换代。

　　“有钱不花”是市场经济中最大的“懒政”

　　产生体制性财政紧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财政制度依然没有实现向现代财政制度的转型。我们以政府完成特定任务为己任，注重做项目和资本形成，保持着浓重的生产型特征，运行特征类似一个具有浓厚小农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企业。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以实现利润盈余为特征，希望手中保持足够的现金流，将资金投向最能带来收益的部门。小农经济排斥债务，排斥支出，不注重市场经营，不理解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负债经营是一种常态，是市场有效率的表现，制度性地偏好“不借钱，不花钱；少借钱，少花钱”。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每一笔支出都是全部计入GDP的，不论属于“政府消费”还是“政府投资”，政府花钱是市场美德。在制度潜意识中，没有意识到在总需求不足的凯恩斯经济中赤字就意味着民生和福利的最大改进，没有意识到“有钱不花”是市场经济中最大的“懒政”和宏观经济不景气的首要根源，没有意识到政府规模的扩大本身就是在给经济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社会稳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毋庸置疑，体制性财政紧缩导致积极财政政策扩张无力。

　　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从何而来？蓝皮书提出以下四点。①克服“懒政”，努力花钱，推进预算进度。传统上我们将西方财政称为“吃饭财政”，意即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形成财政供养人口的收入；将中国财政称为“发展财政”，意思是要做更多的建设项目，从而带来更快的发展和更多的财政收入，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几乎无可厚非，财政本身就是政府活动的资金写照。当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的功能深化到公共服务领域时，政府的活动越来越市场化，客观要求财政资金的使用更加符合市场规则。本届政府执政以来，国务院至少有10次会议涉及激活财政“存量资金”或者“沉睡资金”问题，甚至还启动了问责程序，但依然出现了严重滞留现象，这说明财政紧缩并不是一个短期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现在执行的预算科目和财经纪律基本上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已经距离市场基础越来越远。制定面向市场化的支出制度，尤其是财经制度，才是缓解财政性紧缩的根本。当前，通过增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比重来替换和实现原有的体制内财政支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②增加收入渠道比重，减少费用渠道比重。既然项目经费难以按照现有预算科目和会计法则执行，那么增大收入渠道支出，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发放工资、退休金，无疑是扩大财政政策效果的最好方式。因为收入和福利等权益支出不会延迟，更不会出现执行进度缓慢的问题。但遗憾的是，目前的收入增加渠道并非通过工资体制改革，而是以各种“工程”的面貌出现，同样面临执行问题。公共支出收入化、公职人员收入工资化改革应当并进。③若预算执行进度越来越慢，政府只收钱而不花钱，那么最好的刺激性政策自然就是减税。不管是全面推进服务业营改增，使服务业发票可以用来抵扣部分工业增值税从而实现减税，还是通过清理各部门的不合理收费来减少政府性基金收入，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扩张性效果。④通过结构调整来实现财政支出的扩张，无疑也是一个极好的思路。因为只有公共财政预算执行赤字政策，而其他三部分收入都在盈余状态，目前也不可能出现赤字。这就意味着通过增大一般公共预算比重的结构调整思路来实现支出扩张是一种长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