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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2~25日,欧盟28个成员国举行欧洲议会成立以来的第8次选举。选举结果与媒体和分析人士的预测基本吻合:主流政党表现不佳,而非主流政党则获得较多的席位。例如,由英国独立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立陶宛秩序和正义党、捷克自由公民党和瑞典民主党等极右翼政党组成的党团“自由和直接民主欧洲党团”(EFDD)从上届的33席增加到48席,而最有影响力的“欧洲人民党党团”(EPP)则从上届的274席减少到221席。
上述变化既反映了欧洲选民的政治偏好,也体现了各政党开展政治博弈的技巧,甚至与欧洲债务危机的“后遗症”以及众多社会问题久治不愈有关。
应该指出的是,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仅为42.61%(低于2009年的42.97%),尽管在投票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欧洲议会为鼓励选民参与选举而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当然,也有多个成员国的投票率有所上升。
除欧洲议会选举以外,2014年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另一重大变化就是欧盟权力机构领导人的换届。经过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和协商,欧洲人民党推举的卢森堡前首相容克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波兰总理图斯克当选欧洲理事会主席,意大利外长莫盖里尼当选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连任。
由于欧盟的政党政治日臻完善,政策的连贯性强,因此,新一届欧洲议会及欧洲最高权力机构的新领导人不会使欧盟的内政外交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对中欧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欧洲债务危机已基本得到解决,但欧盟经济复苏乏力。在一定程度上,欧盟经济似乎具有所谓“日本化”的特征,即增长率低下、债务负担沉重以及通货紧缩。例如,根据欧洲统计局在2015年3月6日发布的数据,2014年欧元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0.9%,欧盟28国为1.3%。如此低的增长率显然表明,欧盟经济复苏乏力,还没彻底摆脱债务危机的“后遗症”的影响。又如,根据欧洲统计局在2015年1月22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第四季度末,欧元区的负债率为92.1%,欧盟为86.6%,最高的三个国家分别是希腊(176%)、意大利(131.8%)和葡萄牙(131.4%)。再如,根据欧洲统计局在2015年1月16日发布的数据,2014年12月欧元区的年通货膨胀率为-0.2%(为2009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欧盟为-0.1%,其中16个成员国为负数。
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欧洲中央银行曾在2014年两次实施负利率政策。由于这一政策收效甚微,它终于在2015年1月22日宣布,将自2015年3月开始实施“扩大化的资产购买计划”(an expanded asset purchase programme),即“量化宽松”。根据这一计划,欧洲央行每月都会在二级市场上购买总额为600亿欧元的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和欧洲机构发行的以欧元计值、具有投资等级的债券,直至2016年9月底结束。届时,“量化宽松”的总额将达到1.1万亿欧元。
欧洲债务危机的“后遗症”之一就是经济复苏乏力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据欧洲统计局在2015年3月2日发布的数据,2014年12月欧元区的失业率为11.3%(2014年1月为11.8%),欧盟为9.9%(2014年1月为10.6%)。如此高的失业率显然会加剧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欧盟及各成员国加大了在社会发展领域的投入。例如,在2014~2020年,欧盟的社会发展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将在社会发展领域投入800亿欧元,其中20%用于弱势群体。资金的用途主要是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为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
除失业问题以外,近几年欧洲社会中的民族矛盾同样日益突出。
虽然欧洲的有识之士反对“反伊斯兰化”思潮,但在2014年10月,德国德累斯顿却出现了一个名为“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atriotische Europer gegen die Islamisierung des Abendlandes, 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West, PEGIDA)的组织。该组织多次举行游行,要求政府采取限制外来移民的政策,尤其要限制穆斯林移民。在2014年12月的一次游行中,共有175万人参加。这一组织的行为遭到了默克尔总理、高克总统和其他一些政治家的抨击。他们表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外来移民为德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2014年,欧洲一体化进程继续稳步推进。
2014年元旦,拉脱维亚加入欧元区,成为继爱沙尼亚之后的第18个欧元区成员国。2015年元旦,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加入欧元区,成为欧元区的第19个成员国。这意味着,波罗的海三国全部加入了欧元“大家庭”。
欧盟扩大的进程也在2014年取得了重大进展。
1月21日,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首次正式谈判在布鲁塞尔举行。在这一会议上,欧盟向塞尔维亚提交了欧盟理事会2013年12月17日通过的谈判框架,称这一框架是在总结以往入盟谈判的经验并充分考虑塞尔维亚现状的基础上制定的。塞尔维亚总理达契奇表示,“入盟”谈判的启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塞尔维亚取得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他认为,在战略意义上,“入盟”是塞尔维亚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始终如一地追求的目标。6月24日,欧盟成员国外长在卢森堡发表公告,同意接受阿尔巴尼亚为欧盟候选国。在这一公告中,欧盟各成员国外长督促阿尔巴尼亚继续在行政和司法改革、打击有组织犯罪、反腐、保护人权以及反对民族歧视等领域取得“持续”、“深远”和“全面”的进展,并称阿尔巴尼亚政府与反对派的对话是其成为欧盟候选国的重要因素。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当天表示,欧盟的决定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带来了希望。12月16日,欧盟为其与黑山的“入盟”谈判增加了四个议题(统计、海关、消费者和卫生保健、金融和预算)。这意味着黑山的“入盟”谈判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构建欧洲银行业联盟是欧盟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强化银行业的稳健度和进一步完善单一市场建设而确定的战略目标之一。银行业联盟主要面向欧元区成员国,但其他欧盟成员国也可参与。2014年11月4日,欧元区银行业的单一监管机制启动,从而使欧洲银行业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根据这一机制,欧洲中央银行将承担欧元区123家主要银行的统一监管。这对今后规避金融风险是极为有利的。
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尤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欧盟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为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欧盟峰会在2014年10月23日批准了“2030年欧盟气候能源政策框架”。根据这一政策框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大幅度减少,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将进一步提高。
虽然2014年的中欧峰会被推迟,但中欧关系依然稳步推进。
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总理伦齐和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等十多位欧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中国。3月22日至4月1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进行国事访问,并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和欧盟总部。这是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的首次欧洲之行。他出席了84场活动,同四国和欧盟领导人多次、长时间深入交谈,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叙友谊,话交流,谈合作,在欧洲掀起“中国热”,国际时钟进入“中欧关系时间”。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也多次访问欧洲:6月对英国和希腊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晤;10月访问德国和意大利,并出席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及相关活动;12月访问塞尔维亚并出席在塞尔维亚举行的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2014年中欧关系的另一重大进展是启动中欧投资协定,截至2015年3月共举行了五轮谈判。双方都认为,中欧投资协定有利于促进中欧双向投资增长,有利于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第四轮谈判起,双方开始对实质性问题和文本进行正式谈判。
2014年11月27日,由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欧盟发展与合作总司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4中欧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高峰论坛的主题是“迈向后2015的可持续发展世界”。一百多位中欧学者和官员就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中欧新型城镇化道路以及清洁能源等议题展开了交流和互动。
如何应对乌克兰危机是2014年欧洲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一危机事出有因。欧盟在与乌克兰发展关系时未能预料到俄罗斯的反应,从而加剧了俄罗斯与美国及欧盟的对峙。毫无疑问,乌克兰危机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欧盟是难辞其咎的。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欧盟始终表示要“努力避免危机升级”,并呼吁有关各方用对话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危机”,但它依然与美国合作,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然而,经济制裁是把“双刃剑”,欧盟经济也因制裁俄罗斯而受害匪浅。这或许能说明为什么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过程中总是思前顾后。
久拖不决的乌克兰危机对欧盟的经济、安全及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本年度的“蓝皮书”将欧盟如何应对这一危机作为“主题报告”。该报告认为,欧盟在危机的不同阶段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其中包括发挥软实力的优势、注重舆论的宣传与引导、强化援助乌克兰的力度、对俄罗斯采取合作与制裁并举的办法以及在国际机制和多边框架内谋求政治解决。这一危机已对欧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欧盟对“东部伙伴关系”的政策可能会出现调整,欧洲安全秩序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欧美关系和欧俄关系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
虽然欧洲议会选举至今已经举行了八次,但是其“次等国内选举”的特征仍然存在。“次等国内选举”最早是由卡尔海因茨•赖夫和赫曼•施密特在研究首次欧洲议会直接选举时提出的术语。他们认为,国内议会大选和总统大选最为重要,是“一等选举”,而其他选举(包括市政选举、补选、各种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的重要性次之,因而被称作“次等国内选举”。
欧盟的劳动力市场改革
这一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刚性”。为强化劳动力市场的活力,欧盟成员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提高企业内部的灵活性、协调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确保制定工资标准时双方可以在“体面”与“可持续”之间寻求平衡、为减少“转岗”或“待岗”的经济压力而制定“岗位过渡工资”制度、弱化“不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强化“终生学习”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推出欧盟青年就业计划、加强社会对话以及强化欧盟公共就业服务等。
欧盟2030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
早在2007年3月,欧盟就推出了“20-20-20战略”。根据这一战略,至2020年,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0%,20%的能源消费来自可再生能源,能源的效率提高20%。为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欧盟委员会在2014年1月22日公布了2030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这一政策框架的实施有望提升欧盟在“后2020气候协议谈判”中的主导权,加快欧盟能源联盟建设的步伐,并将有助于欧盟在2050年实现低碳型经济。
本文摘自《欧洲蓝皮书:欧洲发展报告(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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