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2日，由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北京社会心态蓝皮书：北京社会心态分析报告（2014~2015）》发布会在京举行。

　　本年度的蓝皮书，用较大篇幅探讨了北京居民在家庭、教育、职业、健康、消费等方面所持有的价值观。其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

　　1. 传统价值观在家庭生活中具有深厚的基础。比如，人们非常看重家庭和睦的意义。“家和万事兴”得到近95%的被调查者的认同。认为婚姻幸福对自己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超过90%。接近2/3的人认为，家庭事务应由年长者说了算。80%的人认为，好好孝敬侍奉公婆是媳妇应尽的责任。70%的人认为，生儿育女是人们应承担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尽管社会环境变化巨大，但在家庭生活中，以往的价值观具有顽强的传承性。

　　2. 身体健康，在绝大多数居民中成为人生的首要追求。调查表明，90%以上的人把健康列在其人生追求的前三位。其中，更有55.7%的人把健康列在第一位。而且“健康第一”的观念不受年龄、性别、学历、户籍、职业及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在各群组中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说明，过去那种“事业第一”“挣钱第一”甚至“家庭第一”的观念正在被“健康第一”所取代。人们对健康——这一基本权利的重视程度相当高。

　　3. “远亲不如近邻”依然是绝大多数居民持有的观念。邻里关系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经常遇到的关系之一。在人口流动大、新建小区多、社区变化快的背景下，过去那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比邻而居的情况已不多见。我们对身边邻居的熟悉程度也大不如前。但是，这次调查的结果表明，“远亲不如近邻”依然是近9成居民持有的观念。人们依然把邻居看成是可以信赖、互助的对象。“邻家失火，不救自危”，“息事宁人，能忍自安”依然是大多数北京居民处理邻里关系的基本态度。

　　4. “知识”的价值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读书无用”的观念没有了市场。在肯定知识的价值的同时，人们对掌握知识的目的持有不同的观点。多数人认为，掌握知识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为了快乐充实的生活，为了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而认为掌握知识是为了升官发财、成名成家的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于“积累物质财富”与“积累知识”哪个更重要的问题，30%的人选择积累物质财富，40%的人选择积累知识，接近30%的人回答“不清楚”。这个情况说明，尽管大多数人对知识的价值广泛认同，但面对物质财富的诱惑，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发生了动摇。

　　观点一：北京居民法治重视程度提升到历史新高度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对于哪种价值具有优先性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本次调查显示，北京居民认为当前对我们国家、社会及公民而言，12项核心价值按照重要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法治（15.0%）、富强（14.2%）、公正（11.6%）、爱国（10.4%）、民主（9.2%）、平等（9.1%）、诚信（9.0%）、文明（6.4%）、和谐（5.3%）、敬业（3.4%）、自由（3.3%）、友善（3.1%）。

　　数据显示，居民法治意识总体平均得分为3.90。九成居民表示，尽管有人通过干违法的事获益，但自己还是会依法行事以求心安理得。如果遭遇侵权，78.9%的居民将依法维权。如果买到劣质商品，65.3%的居民表示一定会选择退货或进行投诉。如果亲友犯罪，六成居民表示法大于情，不能予以包庇；15.0%的居民在亲情与法的权衡中会选择亲情，不去告发。

　　女性的法治意识（3.92）特别是守法意识显著高于男性（3.87）。女性“只有合法行事，我才会心安理得”得分高；而男性在“有人通过干违法的事获益，我也要伺机钻钻法律的空子”以及“出于亲情，亲友犯罪，我不告发”两项上得分高。

　　与1970年以后出生的居民相比，1959年前出生的居民遵法守法的意识（4.01）更强，“只有合法行事，我才会心安理得”。60后的守法意识也显著高于80后。在“情与法”的抉择上，年长者比年轻人更看重法。80后的法治观念（3.79）较为淡漠，持“法治是司法机关的事，与我干系不大”观点的比例比70后高8.5个百分点。

　　观点二：九成北京居民觉得家庭生活美满

　　蓝皮书调查显示，九成以上北京居民反映家庭成员关系良好。其中，92%的北京居民反映自家家庭成员关系良好，只有0.8%的居民反映家庭关系不好，反映略差的是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2.2%的居民反映家里婆媳关系不好，1.4%的居民反映父母和夫妻关系不好，其他各种家庭关系不好的评价比例都在1%以下。

　　近九成的北京居民觉得自己家庭生活美满。87.9%的居民认为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只有1.1%的居民觉得家庭生活不幸福。

　　观点三：六成北京家长认同名校教育，三成家长认同国外教育

　　居民普遍认为名校代表的是高水平的师资和优良的校风，因此近六成家长都赞成设法让孩子上名校；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出国接受国外教育，本次调查中有近三成家长赞成国外教育优于国内教育。大多数居民还是认同学历是一个人教育背景的有效证明，所以有近七成家长赞成正规学校教育是孩子获得更大成功的必要条件。蓝皮书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三成的家长赞同“国外教育观”，反映的正是近年来我国面临的“人才逆差”问题。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居民更赞同“上名校”和“出国留学”，家庭社会地位低的居民更赞同“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和“应试教育”。

　　在“能让孩子上名校，就不上普通学校”这一教育观念上，从文化程度看，表现为学历越高的家长越赞成“让孩子上名校”。从家庭收入上看，表现为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家庭越赞成“让孩子上名校”。从家长职级上看，表现为家长职级或专业技术职称越高，越赞成“让孩子上名校”。

　　观点四： “因材施教、挖掘潜能”“培养想象力、创造力”“思想道德教育”是当前教育的三个薄弱环节

　　蓝皮书教育效果评价涉及居民对当前教育制度的满意程度，反映的是居民在教育领域的价值观念。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居民认为当前教育效果最不明显的三个方面是“因材施教、挖掘潜能”（18.10%）、“培养想象力、创造力”（17.07%）、“注重思想道德教育”（13.82%）。对“因材施教、挖掘潜能”的教育效果的期待反映的是居民对素质教育的追求，即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促使每个学生个性得到充分张扬，最终实现每个学生的“最优发展”。对“培养想象力、创造力”的期待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创新意识和创新人才的社会共识。对“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的期待反映出居民“学校教育，德育为先”的价值观念。此外，居民对当前学校教育在“契合社会需求，注重务实”“引领身心健康成长”“注重人文情怀的激发”等方面的诉求也比较突出。

　　观点五：八成北京人择业理想与现实差距较大，工作中最看重的是“有公平、善解人意的上司”

　　职业理想是人们对职业活动和职业成就的超前反映，与人的价值观、职业期待、职业目标密切相关，与世界观、人生观密切相关。职业理想是形成职业态度的基础，实现职业目标的精神动力。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择业这一“职业探索期”会发现职业理想与现实往往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次调查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结论，通过对理想职业与现实职业的交叉分析，笔者发现有18.0%的居民其理想就职单位与现实工作单位相匹配，也就是说，有高达81.9%的居民其理想就职单位与现实工作单位不相匹配，说明北京居民择业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很大，这也是造成就业难的一个值得深思的原因。

　　蓝皮书采用Elizur的工作价值观量表来分析北京居民在工作中最看重的因素。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在工作价值观量表的三个维度中，情感价值维度的平均分最高，达4.15分；工具价值维度平均分次之，为4.10分；认知价值维度平均分最低，为3.99分。说明北京居民最看重工作中的情感交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际关系，在所有人际关系中，北京居民认为能“有公平、善解人意的上司”（4.33分）最重要，也就是在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中最看重与上司之间的情感交流。其后依次看重的因素是尊重（4.24分）、与同事的关系（4.17分）、认可（4.14分）和互动机会（3.89分）。

　　就工作所追求的目标来说（在认知价值维度中），北京居民最看重凸显自我价值的项目，如能力发挥（4.20分）、成就感（4.17分）、兴趣（4.08分）、成长机会（4.06分），其后依次看重因素为责任（4.04）、晋升机会（4.01分）、有意义的工作（4.01分）、独立性（4.00分）、上司反馈（3.99分）、为社会做贡献（3.97分）、令人自豪的单位（3.87分）、影响力（工作中影响力3.83分、单位中影响力3.78分）、单位中地位（3.73分）。

　　就为了达到工作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来说（在工具价值维度中），北京居民最看重的是福利保障（4.31分），其他按照看重程度依次为稳定性（4.22分）、薪酬（4.19分）、工作条件（4.07分）、工作时间（3.70分），这一维度凸显了北京居民工作中的物质主义价值观。

　　观点六：八成以上北京居民认为“家庭在我生活中最重要”，“工作非中心观”思想是占据主流

　　蓝皮书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居民在选择工作和家庭重要性的时候，“工作—家庭的天平”明显倾向于家庭一方， 86.4%的居民认为“家庭在我生活中最重要”，远高于占受访者49.7%的选择“工作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居民所占比例，有44.6%的居民对上述两个观点都表示赞成，这些人认为工作和家庭在生活中都是最重要的，仅有5.1%的居民认为“只有工作在我生活中最重要”，有8.5%的居民对上述两个观点表示都不赞成，显而易见，北京居民中“工作非中心观”思想是占据主流的。

　　观点七：北京女性比男性消费观更传统，男性比女性消费更冲动

　　蓝皮书调查显示，传统消费观总体上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得分（3.64分）显著高于男性（3.55分），具体表现在“谨慎型”“满足需要型”“实用型”和“过程型”四个维度上的得分都显著高于男性，男性仅在“节约型”上高于女性，说明女性比男性持有更强烈的传统消费观意向。

　　现代消费观不存在性别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1）“品牌型”和“超前型”不存在性别差异；（2）男性在冲动型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3）女性在追求品质型上的得分高于男性。值得一提的是，男性一方面更倾向于持有冲动型消费观，“喜欢就买，没必要挑来挑去”；另一方面更赞同节约型消费观，“存钱比消费更重要”。

　　杰梅茵•格里尔在《完整的女人》一书中提到，“如今80%的商品被女人购买，现代经济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女人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女性已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消费主力军，特别是多数家庭消费决策都由女性决定。而女性在过程型和结果型上都显著高于男性，说明女性不仅要享受购物时挑选的过程，而且要买到东西——“只逛不买，很难心满意足”。

　　观点八：女性更爱使用朋友圈黑名单，常发广告及“危言耸听贴”最易被拉黑

　　蓝皮书调查显示，在朋友圈黑名单功能使用上，有35.5%的调查对象知道并使用，有54.0%的人不列黑名单，还有10.5%的人表示“不知道怎么用”朋友圈黑名单。

　　朋友圈黑名单功能使用情况与性别差异有明显相关。女性使用朋友圈黑名单的比例（41.2%）大大高于男性（28.8%），这与在“添加好友的谨慎度”问题上女性明显高于男性的倾向一致。

　　在被问到“您将哪些人列入了‘不让他（她）看我的朋友圈’名单”时，最多的选择是“实际生活少交集的，如网友、俱乐部成员等”，有61.02%的调查对象选了这个选项。而选择“父母、家中长辈、亲戚”（15.8%），“单位领导、老板、老师”（23.8%），“某些朋友、同学、老乡”（24.9%），“某些同事、合作伙伴”（29.4%）的比例相差不算太大，且数值依次递增，再次验证了微信作为熟人社会强联结工具的特性。

　　在被问到“您比较不爽对方发布什么样的内容，甚至会将其‘拉黑’”时，受访者显示出某种“同仇敌忾”的气势，有高达72.1%的人选择了“发广告、搞传销”，以及72.0%的人选择了“危言耸听帖，如‘不转发会×××’”，此外还有24.5%的人选择了“求点赞以换取优惠券等”。这些令人“不爽”的朋友圈内容显然都不是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和信任的熟人人际圈能够喜欢的发言内容。值得注意的事，还有三成以上（34.5%）的受访者选择了“主要不是他（她）发什么，只是发的太多刷屏了”这个选项，过多的信息量转发而完全不能让人适度摄取，这会直接影响刷屏的发布者的人际交往和互动活动，这应该是一个朋友圈交往应该注意的一条重要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