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数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减速的过程中，提升产业结构必须有更高素质和技能的人才基础，尤其需要建立至少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劳动力和人才储备。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调研发现，城市地区孩子进入名牌大学的可能性是农村贫困地区孩子的35倍，进入普通四年制本科大学的可能性是农村贫困地区孩子的21倍。国家的一系列教育发展政策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然而研究发现学生在中等职业学校学习两年后没有学到先进的技术知识，一些原本掌握的基础知识也淡忘了。这些不足都成为当前制约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严重障碍。

一、 发展与不平衡：未来中国发展的挑战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有很多经济社会发展的创举。在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减少贫困等方面得到了国际广泛的认可；然而，面对下一个30年，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持续保持这样的优良业绩呢？这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面临的重要问题。

　　事实上，历史上已有许多这样的赶超国家——OECD的成员国就是最好的例子，比如日本、韩国、新西兰等国；然而也有一些国家，它们虽然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却并没有获得持续的竞争力。比如阿根廷在20世纪初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在“二战”结束后却走向了衰落和停滞。其他国家如乌拉圭、伊拉克、委内瑞拉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曾风光一时，经济增长速度在一段时间内都保持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墨西哥也曾经历和我国当前相似的发展历程。那么，我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将会是哪一种？或者，我国是否可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

　　经济发展的“铁律”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与社会分配不平衡之间一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许多国家在试图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时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均衡将成为最显著的矛盾。比如，在东亚地区，韩国与台湾地区在实现转型的过程中一直保持了比较好的经济均衡发展模式，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基尼系数就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趋向不平等，基尼系数就越大。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24到36之间。仅为32；很多南欧和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也保持了较好的社会分配制度，比如葡萄牙、西班牙、希腊、以色列、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的基尼系数都维持在30左右，爱尔兰、新西兰等国家的基尼系数也都在30左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转型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积累了很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比如智利、墨西哥等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其基尼系数却高达50左右；哥斯达黎加、阿根廷等国家的基尼系数维持在47左右，这种高度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最终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些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1500美元左右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停滞甚至萎缩倒退。那么，这些试图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国家不能获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是什么呢？

　　经济学家普遍指出，这些国家之所以发展到后期出现经济停滞甚至萎缩，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导致国内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国内社会开始出现不稳定现象有关。事实上，这些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享受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尤其是当国民收入停止迅速增长的时候，如果政府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性的措施来平衡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对百姓未来收入的影响，将会导致国内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

　　我国的经济发展在经历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也开始具有区域性和结构性发展不平衡的趋势，经济不均衡基尼系数已经迅速逼近50，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预言，未来数十年内，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将逐渐减缓。我们很难预测，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会像日本、韩国、新西兰那样获得较好的转型，还是像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那样出现停滞甚至萎缩；抑或我国能够探索出一条更加适合于自身的转型之路。但是明显的现实是，到2030年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差不多和1990年时的日本相同，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将宣布结束；除此之外，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经济体还有很多其他的相似之处，比如都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两国都具有非常相似的高等教育体系。依据这个逻辑，要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我国的经济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在2025～2030年间如何解决或者缓解收入分化和不平等的问题。在亚洲国家中，日本也曾经历了零增长的剧痛，但是，日本相比于我国的优势在于，日本在1990年时的人均GDP要明显大于2025年时我国的人均GDP；我国到2025年时的人均GDP还不到日本1990年时人均GDP的40%。这种在人均生产效率水平上的差异，以及收入基础的差异都将使我国在解决经济增长缓慢问题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日本社会在1990年时的社会分配不平等程度较低，基尼系数仅为31，多数日本民众有较高的基础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或者说零经济增长给日本带来的“痛苦”。很明显，我国2025～2030年间的经济增速也将会放缓，甚至也有可能是像日本一样的零增长；这样的经济发展状况将使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变得更加严峻。那么，2025年时我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会有多高？比当前的不平等程度会有所降低，还是会更加升高？

二、 今天的人力资本高低决定了明天的贫富差距

　　经济学家很早就提出，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平等取决于该国当前的收入不平等现状，更加重要的是取决于该国当前的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因为人力资本积累或者说劳动力的生产水平将成为未来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前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经很高，很少有国家能够超过50；那么，我国当前的人力资本积累发展状况又如何?

　　劳动力供给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用工荒”、“技工荒”和“就业难”等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问题层出不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已经刻不容缓。然而，发达国家或成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提升产业结构必须有更高素质和技能的人才基础，尤其需要建立至少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劳动力和人才储备。确保产业结构调整和质量的提升，关键就在于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提高，而这恰恰是劳动力教育水平提高的结果。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英文简称为REAP)”，过去五年在我国不同省份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学龄儿童占全国学龄儿童的45%～50%，其中，超过8000万儿童的年龄在6～15岁之间；这些孩子将成为明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所能获得的教育水平将直接决定未来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的高低。

　　我们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发达地区处在类似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时，都建立了一套优质的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教育体系。这些至少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劳动力储备为本地区产业结构由低端制造业向现代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高端产业发展的成功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令人担忧的是，我国后义务教育阶段（包括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发展的不均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劳动力水平普遍提高的瓶颈。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2009年对6000万学生的高考成绩的研究发现，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远远低于城市地区孩子。数据显示，城市地区孩子进入名牌大学的可能性是农村贫困地区孩子的35倍，进入普通四年制本科大学的可能性是农村贫困地区孩子的21倍，即便是进入大专院校的可能性，城市孩子也比农村贫困地区孩子高15倍。这种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在入学率上的反映只是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冰山一角。

　　当然，如同很多发达国家一样，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必须要上大学，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也是促进劳动力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比如德国、日本的职业教育发展就很好地反映为其工业技术上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地位。但是，国内外普遍的共识是：至少接受过完整的高中阶段教育对于提高农村地区劳动力的生产水平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中国24～36岁的劳动人口当中，只有24%上过高中，这一比例比墨西哥、土耳其、南非还要低，而OECD国家的这一比例是74%左右。在中国，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只占11%，在日本是40%。

　　虽然2009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79.2%，但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城市地区学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高于80%，而农村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率只有50%，西部边远农村的高中教育普及率就更低。REAP在2009～2013年对15个县的123所中学生为期三年的追踪调查发现，只有将近46%的学生最终顺利进入高中阶段教育，同时有超过26%的农村学生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辍学率、毛入学率的差异意味着我国有超过1.5亿的农村孩子无法接受高中阶段的教育，他们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就开始步入劳动力市场。中国要避免出现和日本一样的问题，必须成功应对这一挑战，加强对农村教育、农村高中教育的关注和支持。也许，应当让每一个孩子都上到普高毕业；就算是就读职业高中，也应该以数学、英语、中文、计算机等基本知识为主，辅以职业专业课程。

三、 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

　　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高中阶段教育主要包括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两大类型。其中，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和技工学校教育。如何有效配置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共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如何优化和平衡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公共投资的比例和结构。对于那些即将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村儿童而言，选择普通高中教育，还是中等职业教育，也将决定性地影响其未来的职业发展以及适应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

　　已有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普通高中教育，中职教育的个人收入回报率偏低。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从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就建议各国将高中阶段的教育投资更多地从中职教育转向普通高中教育。与国际相比，尽管纵向来看，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回报率有所提高，但是横向比较来看，我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回报率也普遍低于普通高中毕业生。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重点加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国家对普通高中教育实行“把握发展节奏，控制发展规模”的政策。这些政策一经出台，在全国迅速付诸实施。据统计，2005～2008年期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规模从655.7万增加到812.1万，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加；同期普通高中的招生数缓慢下降，从877.7万降到837.0万，年均减少1.6%。2008年中央和地方用于中职学生助学金的数额达到180亿元，中职学生的受资助面超过90%，资助额度每人每年1500元，在校两年的资助人均达到3000元。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学费政策。通过中职学校的连年扩招和大量专项投资，2009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含普通高中和中职）的毛入学率达到77%。

　　尽管我国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方面投入巨大，然而，中等职业教育是不是真正促进了劳动力生产水平的提高成为一个最大的疑问。换句话说，我们如此大规模的教育投入是不是获得了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效益呢？

　　根据REAP调查，农村学生对中职教育的需求有限，贫困农村初中学生上中职意愿不强。在刚进入初中时，仅14%的学生表示初中毕业后打算上中职；与此相对照，52%的学生表示初中毕业后打算上普通高中。如果给贫困学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助学金资助承诺，那么愿意去上普通高中的学生比例将显著增加，但是愿意去上中职的学生的比例却没有变化。对贫困农村学校中最贫困的942个初中学生的追踪调查发现，这些学生中在初中毕业后仅11%选择了就读中职，上普通高中的比例达到32%，并有6%的学生继续在初中复读，旨在下一年考入普通高中。

　　中职学生流失率高。REAP调查发现，33%的中职学生会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辍学，而在非重点普通高中样本学校，学生第一学年的辍学率仅为4.7%。继续在校的中职学生中，高达41%的学生表示如果再有机会选择，自己将不会选择读中职；并且在校学生中，有25%的学生认为自己毕业后无法在6个月内找到一份全职工作，46%的学生认为自己毕业后无法在6个月内找到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全职工作。研究还发现，学生在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半年后，当他们发现不能学习到什么新的技术或者能力没有提高时，很多学生会选择离开学校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根据REAP前期的研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的流失率是所有学校类型中最高的，几乎超过40%的学生不能完成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规划的2年学习期而选择提前离开。

　　中职学生的通用知识水平在入学后甚至开始下降。国际经验表明，成功的职业教育不仅需要学生掌握一些专业技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其通用知识（如语文、数学等）水平以适应今后工作的需要。REAP 2010年对一些省份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的调研发现，学生在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两年后，不仅没有学到本该学到的先进技术知识，甚至一些学生原本掌握的基础数学、语文知识也淡忘了。研究人员通过随机干预实验的研究方法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样本学生进行了两期标准化数学能力的测试，结果发现学生在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两年后，标准化数学考试成绩比刚入校时倒退了0.29个标准差，这意味着学生的基础数学应用能力比原先倒退了近3个月。

　　缺乏完善的后义务教育评估体系是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另一个问题。现有的中职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也不能有效评价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面对鱼龙混杂的中等职业教育市场，老百姓望而却步，有的甚至采取全盘否定，干脆让孩子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这些不足都严重制约着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尽管我国在2011年出台的《中等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办法》中列出了30个评价指标，但其中涉及学生培养质量的仅有3项。教育督导的评估指标均侧重于教学投入和政策制度的考评。师资力量、基础设施和经费投入等是许多学校最为关注的指标，以投入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在保证中职学校投入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不足以保证中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事实上，我国在加大投资力度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对一系列关键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首先，我国高中阶段教育的提供现状如何？简言之，高中阶段教育的办学主体是谁？是谁在举办高中？生源、融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等究竟如何？其次，农村是我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点和难点，以及未来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农村初中毕业生在高中阶段的入学状况如何？他们的选择（选择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还是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受哪些因素影响？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的扩招和助学金政策以及最近一些地方政府的普通高中教育免费措施对他们的入学选择有没有影响？最后，中等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高中教育的回报率优势在我国是否普遍存在？我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是否应当“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深入研究后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发展的问题，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将对国家制定未来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共投资战略，培养适应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劳动力和人才，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

　　从微观的层面来看，对于当前仍然处于学龄阶段的农村初中学生而言，未来是选择继续上学还是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个问题让他们充满担忧，而究竟是选择高中教育还是选择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更让他们难以取舍。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不仅国家政府教育部门焦虑万分，那些在最前线战战兢兢的农村学子也一直在犹豫等待。

四、 探索高中阶段教育的科学发展

　　2010年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在巩固“普九”的基础上，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纲要》还制定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时间表：2009～2015年，高中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从79.2%提高到87.0%，到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90%。《纲要》明确要求到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为实现包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在内的各项目标提供物质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和2009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在2004～2007年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已经从过去的13.5%增加到15.8%。随着国家公共财政资源对教育投资总量的增加，以及用于高中阶段教育比例的提高，如何分配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共投资才能更好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从而满足实现经济转型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不同的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投资策略所带来的绩效究竟如何？这些无疑是政策制定者和政府管理部门面临的重要战略问题。

　　应当把中职教育质量作为教育督导评估体系的重要内容，强化政府部门对中职学校教学质量的监督。中等职业学校的最终目标在于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初/中级技能型人才，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目前“中等职业教育督导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教育质量指标权重仅占9%，建议较大幅度地提高其权重；在教育质量指标中，增加如学生考试成绩、实践成绩、比赛成绩、辍学率、就业后一年内失业率等以产出为导向的评价指标，以更好实现中职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

　　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和中职学校布局，巩固基础知识教学，细化专业教学标准，完善专业课程设置。应在区域间对中职教育发展进行合理布局，在巩固基础知识教学的基础上发挥各个学校的专业优势，优化资源的利用；同时，加快制订专业教学标准，明确专业教学目标，细化课程设置，合理分配专业技能与公共基础课的课时比例，合理分配专业理论课与实验实训课的比例,并据此指导和落实中职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

　　中职教育应稳步推进，避免盲目扩张，要把中职教育质量建设作为我国中职教育长远发展的重点。尽管扩大中职教育规模对促进教育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研究显示，中职教育质量不高会导致学生（甚至贫困学生）不愿意上中职，或者即便上了中职也早早辍学。因此，当务之急和长远之计是要将中职教育从简单的数量扩张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保证中职学生学有所获，确保中职教育目标的实现。

　　本文摘自《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