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8日，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共同发布了《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15）》。

　　2013年12月，德国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建了联邦德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大联合政府，默克尔进入了第三个联邦总理任期，而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则出任联邦副总理兼联邦经济与能源部部长。与始终伴随着冲突和危机的黑黄联盟不同，黑红结盟虽耗时长、程序复杂，但组阁执政后的合作共事较为顺利，从而也为大联合政府仅在开局之年便能推出多项改革举措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法定最低工资、女性占比、双重国籍等法规的引入都更多地凸显了社民党的政策主张，但是各大政党在联邦层面的力量对比与2013年联邦议院选举结果相比变化不大。在联邦州层面，政党格局和组阁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不仅德国选择党2014年在东部三个州的议会选举中成功进入了州议会，而且，在图林根州，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组成了由左翼党人士出任州长、社民党和绿党成为执政小伙伴的红红绿三党联合。

　　2014年，德国经济的表现总体健康，体现在经济持续增长、就业继续改善、物价平稳、预算平衡且公共债务降低。然而，健康表象的背后也显现某些不安状况，如对外贸易略显疲态、经济面临下行风险、通缩苗头初露等。与此同时，新上任的希腊总理向德国所力主的、以严厉的财政紧缩和节俭为核心的改革路线公开叫板，“希腊退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目前，对欧元区而言，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缺乏真正有效的、能均衡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状况的协调机制。为应对国内经济问题，德国大联合政府在2014年继续推进相关战略，如工业4.0战略和能源转向战略。

　　乌克兰危机给德国带来了外交困境，因为这事关欧洲安全问题，德国一方面依然将北约视为欧洲安全的保障以及德国安全和防务政策最强大的支柱，另一方面，历史和现实经验使德国意识到，欧洲的安全离不开俄罗斯。

　　2014年，中德关系升级为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它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加强两国在安全政策和国际秩序方面的合作。虽然默克尔在第三任期有意寻求亚洲政策再平衡，但是相对于其他亚洲伙伴国家，中德关系在经贸交往规模和政治磋商密度方面皆处于更高的层次。中国对德国的直接投资正在成为中德关系发展的新引擎。中国对欧盟，特别是对德国直接投资的“跳跃式”发展不是基于欧债危机的短期“抄底”行为，而是中国企业“延伸价值链”的内在发展需要，是一种长期的投资行为。此外，随着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德国也日益关切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近年来，德国和越南的交往越发密切，两国建立起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跟随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开拓与越南的经贸关系，以及在中越领海争端下维持地区和平现状，这些都是推动德国发展对越关系的重要因素。

　　观点一：当前德国内政外交面临三重挑战

　　执政一年多以来，默克尔政府不仅在国内推动了不少改革项目，而且在欧盟和国际层面也有新表现或新动作。但是，恰恰在其谋求“重新测量世界”的过程中，德国面临着来自这三个层面的三重挑战：“欧洲爱国者反西方伊斯兰化运动”所折射的德国社会“地区间撕裂”问题，希腊政府更迭背景下的“希腊退出”危险，以及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国际危机和冲突的应对。

　　目前，德国执政各党依然在致力于突出自身形象，但是，《联合执政协议》中提到的宏伟计划，例如彻底的税收改革或者联邦与各州财政平衡的重新调整等议题，还未提上议事日程。可以想见，在相对争议小的议题都被处理掉之后，联合执政各党将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由此，联合政府内的不和谐声音也会有所增加。

　　外在的危机例如乌克兰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可能成为本届政府的最大挑战，但这有可能帮助黑红执政联盟转移人们对它们在未来的内政议题争吵上的关注，由此遗留的问题是，现政府有无应对这些外在挑战的足够建构力，这不仅取决于德国政治精英的决心，也取决于德国国内民意是否会出现某种转变。截至目前，德国民众对默克尔政府在希腊危机和乌克兰危机应对上的立场有着相当高的认同度，但是危机的缓和只是暂时的，随时都存在着重新激化的危险，而那时，德国国内的矛盾和分歧也会激化，从而牵制默克尔政府“重新测量世界”的行动能力。

　　观点二：中国制造业规划应借鉴德国工业4.0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虽然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是德国工业4.0计划提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两国在这个领域并非绝对的竞争关系。2014年10月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在访问德国期间，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发表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双方决定建立互信互利共赢的中德创新伙伴关系，在经济方面重点开展工业、金融、研发、城镇化和交通体系、农业和食品等多个领域的创新合作，其中工业4.0合作被作为一个独立标题着重提出，成为未来中德合作的重要领域。德国在高端制造技术和嵌入系统、企业管理软件以及网络安全技术上具有世界最先进水平，而我国在通信信息技术方面则走在世界前列。从企业合作的角度说，虽然近些年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有较大提高，但在信息化、智能化以及企业管理水平方面和德国还有差距，通过建立研发中心或企业战略联盟的形式，可以有效地提高中德企业间的创新合作水平。企业的创新合作是否有成效，相关国家是否存在“国家化”创新系统十分重要，即有利于创新的“经济结构”与“制度设置”。在这方面，中德双方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明确提出双方政府将致力于框架条件和政策上的合作，并将工业4.0议题纳入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而中德在工业4.0方面的合作进程“则应由企业自行推进”。

　　此外，在借鉴德国经验方面，我们将德国工业4.0计划对我国的启示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可全盘照搬他国方法。美国的“再工业化”计划和德国的高科技战略虽然方向类似，但实现的方法不尽相同。可以看到，德国在工业4.0计划的制订和促进政策设计上，立足于自身的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主导技术路径上，紧跟当前创新领域跨行业技术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渗透的趋势，发挥自身在协同创新和技术集成上的成功经验，并以此来弥补在互联网等领域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在制度设计上，利用已证明有效的现有系统和机制，并能够与时俱进，对一些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进行改革与创新。

　　第二，在规划前景时，德国相关主体从未来的主导市场出发，将实施工业4.0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其对需求和供给面的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其看作一个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不管从机遇还是风险来看，新技术带来的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科技进步和创新需要社会的支持，也需要立足于社会。

　　第三，在实施德国高科技战略指导下的创新政策中，政府主要扮演主持人的角色。换言之，政府创造平台并提供必要的支持，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在其中公平竞争。德国政府立足已有的政策框架和措施，但严格项目要求，重视政策协调和适当集中，加强项目监控，努力消除使中小企业无所适从的“项目丛林”。在实施方法上，采取竞争的方式，使最符合要求的企业和联合体脱颖而出，防止不符合要求的“搭便车”获利。

　　观点三：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德之间冲突与摩擦有所增多

　　经贸关系是中德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目前中德关系存在的问题也集中表现在经济领域。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自顾不暇，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明显减少，但是德国媒体与精英对中德关系的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分歧。此外，中德关系还受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与亚洲区域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第一，随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德之间的冲突与摩擦有所增多。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德经济处于一种近乎完美的合作关系，德国需要市场，中国需要技术。德国的汽车工业、可再生能源和高新技术企业，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全球价值链的转移，在汽车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化学工业等德国传统的优势领域，中国企业逐渐对德国企业构成竞争。欧盟对华光伏双反问题就是这种竞争的一种表现：德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太阳能世界（SolarWorld）最先发起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双反调查。

　　第二，德国企业在华遇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性技术转让等方面。德国汽车制造企业抱怨来自中国国企的竞争。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实行严格的标准，把技术转让作为在华生产电动汽车的要求。此外，在取消服务业、保险业和银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方面，德国企业也有诸多诉求。德国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试图开辟中国以外的其他市场，但是又无法做到真正疏离中国。

　　第三，中国对欧洲投资在过去几年增长迅速，中资企业在德国收购企业，常常招致非议。德国媒体把中国对德国直接投资称为“入侵”，担心中国投资会对德国企业和员工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在政治层面，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均对中国加大对德国的投资力度表示欢迎。德国前经济部部长罗斯勒指出，中国对德国投资符合中德双方的利益：一方面，中资进入德国企业，有助于拓宽德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提高政府的税收；此外，新的资本也有助于激发新的经营理念。另一方面，中资收购德国企业，可以学习德国企业的技术积累和管理经验，有助于提高中资企业的竞争力。

　　第四，德国媒体与精英对中德关系的认知存在分歧。对于中德关系的看法，德国国内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部分媒体过分关注人权问题，学界和政界精英更多关注实质性议题的进展。2014年3月习近平访德期间，《法兰克福汇报》撰文指出，战略伙伴关系与和谐朋友关系这两个概念不应混淆；中国是伙伴，但不一定是朋友；没有中国，21世纪的国际冲突无法解决；但是在政治上，中国和德国依旧距离遥远。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奈德在反驳这种观点时指出，人权问题只是中德关系众多问题中的一个，不应成为两国高层互访的主导话题；经济政策、安全政策以及如何推动中国介入全球治理的讨论，都是重要议题。德国国内对于中德关系的认知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德国对外政策价值与利益冲突的延伸。

　　第五，德国对华政策受到美国等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德国国内对于“中德特殊关系”的提法相对谨慎，强调德国对华政策应与伙伴国家保持密切协调。德国智库近期提出，当德国与中国在贸易、安全或法治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关系倒退，德国应加强与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协调，由此形成一个面对中国的强势立场。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大西洋两岸对华外交的协调，加强两国对华外交官的交流论坛，在进行中德和中美政府对话之前举行德美外交官论坛等。

　　此外，东亚区域政治也被纳入德国对华政策的考量范围。在中日问题上，德国的立场极为审慎。美国希望日本在东亚地区扮演更为积极的安全政策角色，德法对这一问题持怀疑态度。在东亚地区，德国和欧洲扮演极为有限的安全政治角色，但是近期超越纯粹贸易关系的诉求有所提高。德国学者提出，在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中，德国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成效，反而具有极高的风险。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德国与中国及其近邻在经贸关系上利益攸关，德国不应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无动于衷。在东亚安全问题上，德国现阶段的核心利益是：保持亚太地区对于欧洲人和多边介入的开放性，同时避免卷入中日冲突和中美两个大国在该地区的竞争。

　　观点四：直接投资成为中德关系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企业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成熟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其主要投资方向：一是面向产业链上游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设计和研发等活动以及核心零配件的生产制造；二是面向产品终端的分销渠道和营销网络，甚至是具备优秀跨国经营能力的企业管理团队。这种投资一方面可以提升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给中国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带来日趋严重的承载压力，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越来越不具备可持续性，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的必由之路。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效益外，中国对德直接投资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有利于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发展。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司法委员维维亚娜•雷丁2013年10月30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说：当前许多（国家间的）的伙伴关系都冠之以“战略性”的称号，但这当中唯一能够称得上是“战略性”的，只有欧美关系。欧美关系的这种密切程度和稳定性除了双方具有的相同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盟双方互为最重要的投资伙伴。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不同，不仅在直接创造就业方面效果显著，而且伴随着直接投资的是双方在人员、观念及文化等诸多方面更为深层次和更具持久性的相互交流，直接投资能够比贸易更为有效地促进两国社会之间的理解和融合。2012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3%流向了欧盟，而美国所吸引的对外投资中44%来自欧盟。美国和欧盟的相互直接投资在大西洋两岸创造了70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美国企业在欧盟就雇用了420万名劳动力。相比之下，中欧之间的相互投资，特别是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与双方的巨额贸易量完全不匹配。随着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增长，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为中国企业工作。这既能缓解让当前欧洲政治家最为头痛的问题——失业，也能让欧洲人近距离了解和感知更为具体和真实的中国。德国是当前欧盟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又是欧盟范围内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国，中国对德投资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必将有利于整个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

　　其次，有利于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能力。当前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投资规则，但欧盟和美国已经开始在相关谈判中推行自己的全球投资治理理念，推动形成有利于西方的投资规则。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海外投资大国，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资本输出的新时代，中国无疑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保障自己的海外投资利益。与欧盟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方式。德国作为欧盟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无疑将大大加强中方在谈判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德国时指出：作为亚洲和欧洲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中德经济加强融合，实现亚欧两大经济增长极强强联手，定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可见，“中德经济加强融合”的效应会远远超出中德双边的范畴，具有世界影响。因此，这是中国对德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投资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投资意味着生产要素在两国之间的流动将更具广度和深度。投资又离不开金融机制的支持，随着投资的增加，两国金融合作必然会越来密切。这都会强有力地推动“中德经济加强融合”。正因为对德直接投资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政府应该积极地鼓励中国企业“走进德国”“走进欧盟”，直接投资正在成为中德关系发展的新引擎。

　　观点五：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德国视越南为未来市场，且在中越领海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渐渐倾向越南

　　从近几十年来德越双边关系的发展脉络来看，双边关系目前仍有较大的进一步发展空间。作为民主德国的重要遗产，1990年后留在德国的越南工人及他们的后代，连同曾经在民主德国学习工作过的十几万越南人一起，已经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桥梁。这些人中不乏在越南党政机关中身居高位者。他们的德语知识和在德国学到的专业技能，对于德越的政经两界都有着较大的利用价值。

　　2008年前后，美国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德国也不愿意在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时被边缘化。尽管德方对越南的政治经济体制仍抱有诸多不满，但德国政经两界却都认为，越南是一个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之时，越南被德方视作“未来的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正式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高层互访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频繁局面。2015年9月底将迎来联邦德国和越南建交40周年的纪念，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也在预料之中。

　　近年来，尽管德国政府认为亚太地区的稳定对德国有着“生死攸关的利益”，但德国在中越领海争端问题上始终较为慎重，不轻易选边站队。不过2014年中越争端的加剧，还是使德方罕见地做出了支持越方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解决争端的努力。由此至少可以看出，维持亚太地区现状及和平、反对任何使国际局势复杂化的单边行为，以及通过国际法解决领土争端是德国政府对中越争端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