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2015年4月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首部公共外交蓝皮书《中国公共外交发展报告（2015）》。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其言行举止都可能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在当今日益快速发展且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公共外交已提高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公共外交已成为中国国家战略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国家间相互影响和依赖的程度加深，加之世界形势（如金砖国家的兴起、欧债危机、美国重返亚洲）和一些国际事件出现新变化（如美国出兵伊拉克、钓鱼岛事态严峻化），使得公共外交的重要性骤然提高，许多国家都已经把公共外交进一步提升为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

　　与此同时，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地位也相应提升。2009年7月，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论述了公共外交在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开展公共外交直接关乎我国形象，是新形势下完善我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外交，积极配合国家总体外交。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

　　2013年12月，习近平在阐述中国梦和提升国家软实力时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明确了中国政府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阐明中国价值的基本路径——这也正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主题。

　　2015年3月，在两会开幕式上，政协主席俞正声再次强调：“按照中央外交工作总体部署，务实开展对外交往，发挥政协专门委员会、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等在对外交往中的优势和作用，积极开展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加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研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公共外交在中国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中国应提升公共外交全民观

　　在新媒体时代，中国的公共外交工作需要更多地依靠政府之外的力量，更多地调动普通民众的自主能动性。从博客到微博、微信，不断涌现的数字社交媒体给传统公共外交的形式和战略带来了革命性挑战。只有落实以人为本、以互动为理念、以技术为基础的政策解决方案，调动全民参与到公共外交中来，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工作进展。

　　普通公众在公共外交中作用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中国赴海外旅游。现在中国每年出境旅游的人次已经超过1亿（其中到外国旅游的人次约2000多万），他们当中很多人并无公共外交的概念，他们的言行表现却有公共外交的效果，即会提升或损害中国的形象。只有动员每一位民众，让他们在对外交往中有公共外交的意识，即自身言行涉及国家形象的意识，从而自觉地规范自身的言行，国家形象才会更加丰富而有魅力。

　　除此之外，还应重视并充分发挥民间智库的作用。智库在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承担着知识与政策的桥梁、政府与公众的媒介等角色。国外智库的“中国观”对各国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中国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都具有非常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国在公共外交中也应把外国智库作为突破点，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通过影响外国智库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媒体及普通公众，从而实现良好的公共外交效果。与外国智库打交道，不可用政府权力或资金去硬逼，去胁迫，而宜用思想和观点去影响、去说服、去吸引，行为主体更应该是本国的大学、研究所、思想家和智库等。我国应充分释放本国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在影响外国智库中的潜力和作用，对民间智库的建设给予支持，对他们的研究给予重视，多与他们沟通交流，鼓励他们与外国同行交流，把我们的道理讲出去、讲进去。

　　在一些具体的实践领域，相关人员仍需提高公共外交的观念和意识，加大对于民众参与公共外交的投入。公共外交的核心观念是最大可能地调动和发挥普通民众的参与。将公共外交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尽可能广泛的普通民众中去，国家与国家的对话，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只有广大公众不断提高文明素养并深度参与其中，才能实现新媒体时代中公共外交应有的价值。在这方面，我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未来我国军事公共外交应重点推广亚洲新安全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总体目标引领下，中国军队迈上了新的强军征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的军事改革计划也将在今后几年内逐步成型。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需要实现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与互利共赢，需要将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这些都要求我们大力提升军事软实力，讲好中国军队故事，做好军事公共外交。

　　未来中国军事公共外交的发展可以分为战略和策略两个层次。从战略层面来看，中国军事公共外交应该注重宣传中国防御性国防战略及其各种军事理念，推广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军事公共外交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战略理念。西方的军事外交强调强制性外交和预防性外交两个层面，强制性则是其最重要的特点；而中国的军事外交更重视预防性，强调军事上的平等对话、交流互信和非针对他国的、以求达到建立真正和平、着眼于长远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战略选择。因此，中国军事外交更加符合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时代变化的需求，反映了世界潮流的前进方向。这为军事公共外交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保障了中国军事外交的认可度和有效性。

　　亚洲新安全观是中国新安全观在亚洲地区的运用与发展，是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理念，也是中国军事公共外交需要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极力传递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当前亚洲地区存在各种安全问题，安全环境日渐复杂，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摩擦共生，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存，地区国家矛盾与域外势力影响交织。而这些众多安全问题都与中国紧密相连息息相关，都需要中国从理念上到行动上的融入、参与与贡献。中国军事力量的提升是和平发展的维护力，是亚洲新安全观的推动力，也应成为各国民意的吸引力。这些都赋予了新时期中国军事公共外交新的更高的使命和责任。

　　第一夫人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特殊历史时期，“硬件超前，软件滞后”是我们长期面临的挑战，通过第一夫人公共外交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善意，塑造开放、和平、文明的中国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第一夫人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形式，为中国公共外交注入了新的能量和活力，令中国公共外交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鉴于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经济成就，中国也希望赢得与其重要地位相称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尊重与认可。而这种尊重与认可，并不来自于打造了多少艘航空母舰，也不来自于经济数字增长了多少，它来自于中国在非传统政治经济领域中所呈现的代表中国形象的符号，即能够体现综合素质又能够深入人心的美丽力量。

　　彭丽媛作为“第一夫人”所从事的工作，所扮演的角色，所起到的作用，正是公共外交这种新时代外交方式的最具体表现。彭丽媛的这些行为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升着中国软实力，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这种征服人心的力量不是提高多少GDP，发展多少军力可以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彭丽媛所呈现的这种爱、温情与关怀具有无限的价值。

　　简而言之，国际社会需要慢慢改变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学会了解日益多元、丰富的中国，也需要逐渐接受和适应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不是世界的威胁，而是世界的机会。同时中国也需要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呈献给世界一个与中国不断发展的实力相符的国家形象。作为第一夫人，从彭丽媛登上世界外交舞台开始，她就以个人的独特魅力诠释着国家形象。彭丽媛因为中国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亦因为彭丽媛而呈现出更为积极的形象。

　　如果说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是民族与国家的名片，彭丽媛公共外交行为的特殊之处是：她拥有艺术家的背景、个人成功的事业、典雅的外表、优雅的仪态、和谐的婚姻……这些无一不是正能量。中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出了一位如此有特点的第一夫人，她的公共外交行为为化解世界对中国的疑虑、增加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奉献着力量。

　　关于彭丽媛的公共外交活动，我们可以用三个展示作结：第一，她展示了更加开放的中国形象；第二，她展示了更加和平的中国形象；第三，她展示了更加文明的中国形象。她所展示的正是期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最需要展示给世界的形象。

　　中国企业公共外交在总体上处于萌芽阶段

　　企业的海外发展离不开良好的信誉和形象，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承担社会责任。当前全球范围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是对企业作为全球公民的一种道德要求，更成为一种企业经营的责任壁垒。换句话说，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得到了行业、社会的认同，那么企业的客户和潜在的客户必然会源源不断；反之，一个不负责任的企业就会被排除在市场之外。

　　今天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企业开始逐渐培养起公共外交的意识。然而，尽管一些企业的举措在客观上取得了一定的公共外交效果，但是能够有意识地进行企业公共外交的企业仍然是少部分，中国企业公共外交在总体上还处于萌芽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企业崛起引发国外媒体负面舆论

　　2014年11月18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司长顾大伟表示，今年1~9月，中国对境外投资已经达到849.2亿美元，预计2014年中国对境外的投资将超过或者接近1200亿美元，并有望首次超过吸引外资的总量国家发改委：《预计全年中国对外投资约1200亿美元》，人民网，2014年11月18日。。随着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企业不断深入国际市场，行业从传统制造业逐渐向新兴科技产业转移，“中国创造”的产品也深入其他国家。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却趋于萎缩。据《华尔街日报》引用的数据称，2014年有24%的外资公司在中国削减成本，同时减少雇员。

　　面对不断强势的中国企业，由于担心本地企业利益受损，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的发展已不再那么“宽容”，来自其他国家的负面舆论与不断高涨的民意让企业的海外发展承受了巨大压力。

　　据科技资讯网站Techcrunch 2014年11月的报道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少海外消费者通过网络直接购买所需产品。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广受消费者欢迎。不过国外媒体对此表示担心，他们认为充满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将会对本土公司产生影响。与此相类似的，还有2014年阿里巴巴强势进驻美国市场。据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网站12月2日报道，美国实体店零售商对于阿里巴巴的到来越来越担心，他们在一则广告中表示：“由于在线销售存在税收上的漏洞，这家中国公司（阿里巴巴）将会扼杀美国本土的零售商。”希望以此呼吁国会对在线零售商征收销售税。

　　除了对国外企业的威胁，中国企业起步晚、管理落后、现代化程度低等弱点也是国际竞争中的硬伤，成为国外媒体诟病的焦点，指责中国企业产品质量不过关、管理方式不透明等相关报道层出不穷。

　　金砖国家形象排名中国第三，南非给中国打分最低

　　金砖国家集团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3%，占全球经济产值的21%。这一地区不但是反映全球多极化趋势的最佳代表，也是引领21世纪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相比国际社会关注、研究金砖国家的热度、深度，我国对金砖国家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深入性、专业性，而公共外交效果评估尚属空白。蓝皮书以我国公共外交的目标为指导，以金砖国家为目标调查地区，以我国的国家形象为主题，通过在线调查的方式对我国公共外交主体及其主要活动进行考察，从而形成对我国公共外交效果的评估报告。

　　整体来看，在1~10分的评价标准下，金砖国家给中国国家形象的平均分为6.24分，在金砖国家中位列第三。从分数看，中国获得的最低分来自南非，为5.51分；最高分是巴西，6.34分。从排序看，巴西受访者将中国排在五个国家中的第三位，俄罗斯、南非受访者将中国排在第四位，而印度受访者把中国列在最后一位。中国受访者给自己国家的分数、排名均是最高。中国自我评分为7.88分，分数、排序均为第一。

　　蓝皮书指出，我国的国家形象在金砖国家受访者眼中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做出更多的公共外交努力。中印两国对己评价均是最高（中国自评7.88分，印度自评7.82分），而彼此评价都是最低（中国评价印度5.13分，印度评价中国5.84分），这与两国之间由来已久、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直接相关，而两国间民众缺乏直接接触和了解、原有印象刻板、在经济方面的竞争等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中国与南非均把对方排在第四位，中国给南非的分数（6.05分）远远高于第五位（5.13分），可南非给中国（5.51分）则几乎与第五位（5.46分）相同。究其原因，中国与南非两国于1998年建交，两国正式接触仅16年，因此双方民众层面的交往和了解尚不充分。在经济上，中国是南非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然而中国在南非“资源掠夺”、“新殖民”等论调经由媒体和意见领袖之口，在本就不太了解中国的南非民众中产生了深刻印象。中俄两国受访者对彼此的国家形象好感度极不对等。中国给了俄罗斯第二位的高评价（7.09分），而俄罗斯给了中国第四位的低评价（5.66分），因此中俄之间存在“印象逆差”。这与两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紧张关系，以及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媒体多从正面、友好态度介绍和评价俄罗斯，而部分俄罗斯媒体对华进行“威胁论”、“扩张论”的报道有直接关系。中国与巴西两国彼此认可度对称，都将对方排在第三名。

　　中国高铁海外建设，再一次引发“中国威胁论”担忧

　　蓝皮书指出，海外媒体对于中国媒体走出去给中国政府所带来的利益“分外关心”，这些关心中除了经济利益，对于中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周边政治版图等方面的影响也颇为关注。除了经济利益之外，研究发现，中国高铁的海外建设，再一次引发了“中国威胁论”的担忧，而这一担忧主要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国家。

　　首先，当地百姓对于中国高铁进入自己的国家态度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由于老挝、泰国、缅甸等国家的基础建设相对落后，价格相对较低的中国铁路会改善当地出行，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另一方面，西方媒体认为，中国高铁项目的暂时搁置，并不是由当地不稳定的政局变化所带来的，其深层次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遭到了来自底层民众普遍的反对，甚至是仇恨。西媒的基本论调是：中国的高铁建设，会攫取当地的矿产资源，也会将当地农村变为巨大的垃圾场。为了满足中国开发商的利益，当地农民被迫以低价出售自己的土地，无独有偶，这样的现象和报道在中国国内高铁建设中也出现过。

　　研究者发现，从对民众的报道来看，对当地尚未开工的“中国高铁”存在两个方面的看法，首先，普通民众情绪化的反对、“怨恨”。中国高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建设项目，民众认为其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在当地的开发，更存在掠夺资源、破坏环境甚至强占土地的可能性。其次，缅甸媒体人U Than Htut Aung的看法更能代表当地精英阶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缅铁路一旦建成，中国就可以快速进入缅甸，直达太平洋，而这会极大威胁缅甸的国家安全。“由于这条铁路，缅甸会成为第二个克里米亚。”同时，《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推波助澜，中国在东南亚的高铁建设中，所有的费用都由当地政府承担，而中国政府在获得绝大部分利益的同时，不愿意出让高铁项目中利益给其他国家。

　　关于中国高铁的区域拓展，惠及地区的民众会在一段时间内生活于双重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一方面是高铁给本地民众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明显的好处和利益期待，另一方面是来自西方媒体和部分国内精英不惜夸大其词的“中国威胁论”。西媒报道几乎统一论调，认为中国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南亚的铁路建设，既是抢夺资源，也是中国地区政治的战略组成部分，这些国家都将成为中国政府获取南洋利益的跳板。在高铁建设中，中国国内就存在强征农民耕地、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而现在，中国高铁又将这样的事情带到了东南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纽约时报》甚至警告老挝政府，同意中国在老挝开展高铁项目，将是一个“昂贵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