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成为总结2014、展望2015的一个重要会议，而且由于在这次会上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叫“新常态”，它标志着中国经济以“新常态”产生为标志，被划分成了两个阶段。前面一个三十几年的阶段是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9.8%，从“新常态”开始，我们进入中高速增长。

　　“新常态”是个很大的事情，不只是我们认识经济形势要依凭它，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一个阶段的到来，也就意味着很多的内容都必须改变。我们说“新常态”，当然就有“旧常态”。如果从外在的区别来看，在过去的常态下，我们是高速增长，年均9.8%，在今后的新常态，我们速度就会没有这么高。比如说我们预测明年的增速是7%，根据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大概以后的几年，比如说“十三五”有可能也在7%左右，甚至稍微右一点。

　　一

　　经济增长速度变了，速度作为一个总的指标，意味着一系列宏观指标都变了。GDP增长速度是衡量一国经济一个总的指标，构成这个指标的很多内容，比如说财政收支，也一并变了。现在大家可以预测的是，支出很可能还会增加，收入增长速度不如以前那么快，财政赤字有可能会有所扩大。

　　在老的常态下，年均10%左右的增长，考虑到物价，考虑到中国经济货币化，过去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是14%~16%。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落一个水平，它的常态可能就在12%~14%。利率水平理应下落。在旧的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支撑的力量之一是出口，在新常态下，国际收支就可能会是一个基本平衡的状态。我们说基本平衡不等于收入就等于支出，而是说我们收支的差额限制在占GDP比较低的比例的水平上。

　　国际公认的是4%以下是安全标准，我们过去曾经达到百分之十几，最高一年是10.6%，是很高的水平，但那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2010年开始，降到了4%以下，这两年都保持在二点几的水平。国际收支这种状况，外汇储备相应的也是另外一种状况了，如果国际收支没有那么多的差额，没有那么多顺差，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进入，于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货币供应的因素就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在GDP的增长、储备、财政收支、货币、利率都发生阶梯性变化的情况下，物价肯定也会发生变化，我们总的趋势应当说也是往下走。就业方面，按照常规来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就业应当下降，但是中国又恰好赶上一个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所谓结构性改革，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依靠服务业，而服务业单个资本的装备和GDP的吸收量比制造业要小，所以一个等量的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会吸收更多的就业。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就业水平又会在一个新的情况下，最近两年都在每年一千二百万到一千四百万，今年我们估计一千三百多万是一定能完成的，明年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也没有问题。所以我想，把握新常态，在外在的条件，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数据，以GDP为龙头，财政收支、货币供求、利率、国际收支、物价、就业等等，都会发生一个阶梯新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有很多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综合地考量这个变化。

　　我们分析形势应当更多地注重它的内在，就是导致外在的数据发生阶梯性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比如说科技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支撑旧常态的是老的科学技术，以及这些科学技术不断地产业化，变成产业，变成GDP，变成就业。现在全世界都在寻找新的科学技术基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创新再创新，我们要转到这上面来。我们在新常态下，需要重新塑造科技创新体系，重新塑造科技创新向产业转变的机制。

　　再比如，我们的劳动力的投入。以前我们劳动力的投入是很多的，我们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中国存在着几乎无限供应的劳动力，但是大概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模式发生了转折，正如蔡昉院长说的，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过了这个转折点之后，中国的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下降，然后再过一个阶段，总的就业人口的总规模也在下降。在这个变化了的人口总量及人口结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如何使得这样一个结构，支撑经济更好地增长，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又比如，在过去三十几年里，环境保护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基本上被忽略了。在新常态下，它一定会上升到非常重要的高度。大家知道，APEC之后，有了一个词叫APCE蓝，我们终于知道北京还有这么蓝的天。这个蓝天对经济学家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试验，是一个受控性试验。我们现在几乎都可以很准确地知道，要想北京蓝到什么程度，我们需要关多少企业，知道要限制多少汽车，在多大的范围里不允许从事污染的活动。APEC会议期间环境的一些安排，现在变成了一套制度，几乎每个城市都会有所谓的雾霾阈值报告，从黄色警报，到橙黄警报，再到红色警报。到黄色警报时，哪样一些企业不许开了，哪些车就不许开了，到了橙黄色，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车不能开了。这在经济学中，我们说环境和整个经济活动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如果你想要这个环境的话，你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比如说各种环保、治污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要空气达到什么水平，就必须对现有生产能力限制到什么程度，GDP当然就会相应受到影响。

　　经过几十年，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说我们的GDP增长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我们无法生存的环境，这个GDP我们可以不要。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工作会里面，对于治雾霾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都多次提到治理雾霾会成为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正如刚才谈到的，雾霾的程度和经济活动活跃程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函数关系，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能算得出来，为了达到一个好的环境，GDP需要达到什么水平。当然，我们不是机械地应对这样一个函数关系，而是说我们要在科技进步的情况下，使得更高的GDP和更好的环境能够匹配。现在是较低的GDP和好的环境才能匹配，这是不行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新常态遇到的很多机制性的问题。

　　再比如说，我们在旧常态下，靠的是要素的投入，拼劳动力、拼资本、拼环境。我们在新常态下就不能靠这些了，因为要素投入已经穷尽。在旧常态下，固定资产投资在旧常态下平均每年26%的增长。前年就降到20%以下了，去年降到18%以下，今年降到16%以下，再往后恐怕会到10%左右，也就是说，在各种要素投入中，资本投入也是不那么可以依靠。当然，资本投入不投入或者投入少也有很多原因，可能是资本不够，这在中国应当说不存在，中国资本还是很充裕的，但是问题是，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下降了，资本投入下去之后，它的产出不够弥补成本，它就不想投入了。现在我们在金融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如企业得不到贷款，看结果上是这样的，存在着金融机构过分谨慎、不给企业贷款的情况，也存在而且可能越来越多地存在着企业自己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的问题。理论上说，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下降，这种情况下，它承受不了那个财务成本，承受不了那样的工资成本，所以投入增长率在下降。要素驱动这条路不能走了，只有走创新驱动，创新投入的这条路。

　　这在新常态下，我想这些都会发生变化，我们要迅速地认识这个变化，迅速地适应这个变化，要迅速地引领这个变化。事情如果认识到了规律，我们可以引导规律，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二

　　说到新常态的时候，它的外在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对于这样一个现象，很容易引发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经济衰退了，硬着陆了。我们看到这个话不是一个人说的，很多人说，尤其一些国外的机构，有些借此机会再次唱衰中国，有些说明年GDP增速6.5%，还有说四点几，更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拿中国和印度比，说印度明年的预测是六点几，中国恐怕三十几年来第一次落在印度之后了，借此唱衰中国。

　　我想在这里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到中高速，绝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衰退，而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此走上了一个放弃粗放增长走向集约增长，放弃浪费性增长走向增速提效的增长。举例来说明，中国经济过去增长速度很快，但是我们作为经济研究者不断地和一些同行们交流，同行们会质疑，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朋友会质疑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这么快吗？他们会热心地告诉你，我们可是经过这么高增长的，我们知道速度如果真是有9%和10%的话，那你的面貌应当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应当比现在更好、好得多。于是他们就认为，你们的经济至少统计上有问题。我觉得，这些朋友的讲话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旧常态开始向新常态过渡的时候，我们仔细一分析就发现，我们经济中过去确实存在着很多水分，存在着很多的浪费。举例说，我们知道经济增长，从需求面说，投资就是增长，所以投资增长速度百分之二十几，马上经济速度就可以到10，现在也是这样，要想让速度提上来非常简单，4万亿政府投资、10万亿银行贷款上去，经济增长立刻是两位数。但问题是，当经济增长速度因此而上去之后，那个投资有没有形成生产能力呢？我们想想，我们小区旁边有多少拆了之后没有盖上的路。放眼看有很多城市，多少是西边开一个、东边开一个，换了一个领导北边又开了一个，把前面弃之不用了。习近平总书记说，以后城市建设要一张蓝图干到底，不能老变蓝图。毫无疑问，这种没有形成生产能力的投资，已经形成了GDP，浪费啊。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中，生产能力是形成了，但是它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厂子盖好了，征地拆迁，引进设备，投资下去了，GDP都上去了，但是不能开工，不能支撑这个GDP。我们都知道了，中国经济最近这些年来经济结构的主要问题就是产能过剩，我们现在还在为我们的产能过剩头疼，还要采取措施，吸收一点、转移一点，再消灭一点。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过去与过度投资、与过剩投资有关的那些GDP都是水分，我们把它挤掉。如果说我们从旧常态的高速度落到新常态的中高速度，就是挤了水分，我想谁都会有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提高质量的变化，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

　　我们看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三驾马车的贡献，基本上出口的贡献为负，国内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需求各占一半。对外部门基本不变，消费需求缓慢增加，投资需求缓慢下降，导致了GDP下降，这个结果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实际上回避了那些形成生产能力但变成过剩生产能力，形成GDP但确是虚数的GDP，刚性的增长速度是高质量的增长，所以有质量的增长是一个有效益的增长，是提高生产率的增长。减少对国内投资的依赖，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在上世纪末我们就提出这样的战略要求了，今天它终于到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是经济衰退？

　　我刚才已经讲了，过去的增长靠拼人力、靠拼资本、拼环境，现在我们已经开始靠创新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不得不靠创新。所以，我们说新常态，也不是说你马上就能够到一种非常健康的新常态，就能够唾手而得，要经过努力，而且还要经历痛苦。虽然说有些无效投资，但是有好多地方没有投资，就没有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地方政府没有税收收入，还是要经历痛苦的适应阶段的，创新驱动也是这样。

　　其实我们要仔细看看中国创新驱动的过程，就看得很清楚。最早，引进学习是我们的创新，过去创新驱动是和对外开放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最先引进产品，接着引进投资，引进人家的管理，后来引进研发，跨国公司把研发中心放到中国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可能再让你引进了，因为你已经体量这么大了，所以我们就必须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比如说专利申请量，上世纪末我们专利申请在全世界排好几十位，去年我们排第一位。当然，进一步的指标，就是你专利的使用转化率，我们专利的申请量已经很大了，但是专利的转化率还不够，所以在去年这一年里，我们专利转化率提高得非常快，因为别的东西不可依靠了嘛，我们只好靠智力，靠创新驱动，这都是非常好的变化。

　　三

　　不能绝对地说，但是我们可以大致地说，经济增长速度高，资本所有者在整个蛋糕中分的份额就大，因为不论你怎么定义经济增长，它都是从投资开始的，先要有投资才会增长。投资如果成为增长第一要素，那么资本的所有者，肯定地位就比较重要，于是他就要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占据一个显著的份额，而且需要份额越来越大。这个情况其实是世界性现象。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流传一本书叫做《21世纪资本论》，用了三百年的历史，用非常缜密的数理分析，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在这样三百年里，在生产领域资本统治劳动，在分配领域中，利润侵蚀工资，这个趋势基本没有改变，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有点变化，因为资本被摧毁了，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

　　回想中国，说收入分配不公，初次分配中工资占比过低，什么叫做工资占比过低？反过来就是利润占比过高嘛。所以，这样一些基本的规律，资本和劳动之间此消彼长、此强彼弱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都存在。我们现在需要提高居民的收入占比，我们需要因此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首先就要促进公平分配。应当说，经济增长速度到中高水平，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前提性条件。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意味着我们过去很多梦想现在可以实现了，我们现在粗放的、外延的、浪费的增长方式，会让位于我们提高质量、提高效率，人更受到尊重，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民生不断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上。在这个意义上，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的新飞跃。

　　当然，这个是理论分析，实践中我们也很清楚地知道，从一个速度落到一个速度，它的分配效应是不公平的、不平等的，有些人感觉好一点，有些人感觉差一点，有些人损失更多一点，有些人损失少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些冲击的，要处理好这个过程。

　　要处理好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大家要有定力，要能够应对这样一种变化，要冷静地应对变化。我们过去平均9%多，接近10%，今年按照我们的预测是7.3%、7.4%，还是按照我们的预测，明年是7%，这个数字不小，因为跟我们自己比，这个很大了。你想中国经济这么大，0.1意味着多少企业、多少税收、多少劳动就业，这个变化应当说还是有冲击的。但是这个冲击过后，我们会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面上，这样我们中国就真正能够实现中国梦，我们会成为一个国际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重要的大国。这样一个前景，用新常态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应当欢迎这样的新常态。

（本文整理自2014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2015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