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对中国17个水资源区从物理、监管、声誉风险开展水风险评估。

　　中国水风险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什么状态？有专家试图给出研究结论。

　　“在全球范围内比较，我国整体处于水风险（包括物理、监管和声誉）的中低水平，但各地区水风险差异较大，南方地区的水风险普遍低于北方地区。物理风险对水风险的贡献最大，而物理风险中，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状况的贡献较大。”《水与发展蓝皮书》的副主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苏杨介绍说。

　　这一结论是通过WWF水风险定量评估工具的评估得出的结论。

　　2012年，苏杨所在的部门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合作，对已在全球85个国家成功应用的WWF水风险评估工具进行了本土化改造，然后对我国的水风险状况进行了整体定量评估，并完成了《水与发展蓝皮书》的第一本《中国水风险评估报告》。

　　在苏杨看来，尽管从静态来看我国的水风险整体水平在全球范围来看并不高，但从动态来看我国的水风险问题绝对不容小觑。

　　三指标评价中国水风险 

　　对中国17个水资源区从物理、监管、声誉风险开展水风险评估。

　　记者：通过WWF水风险评估工具，我国水风险整体如何判断？

　　苏杨：我们应用WWF水风险评估工具，对我国10个水资源一级区（松花江区、辽河区、海河区、黄河区、淮河区、长江区、珠江区、西南诸河区、西北诸河区）及长江区的7个水资源二级区（岷沱江、嘉陵江、乌江、洞庭湖水系、汉江、鄱阳湖水系和太湖水系），分别从物理风险、监管风险、声誉风险3个方面开展了水风险评估。

　　从物理风险来看，我国水资源一级区的生态风险处于中高水平，其他物理风险指标南北差异明显，北方地区因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状况较为严重，物理风险较南方地区高，其中，海河区的物理风险最高，长江区最低。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我国水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时空变异现象，与土地资源、经济布局不相匹配；而且，经济发展导致水需求增加和水体污染严重，水量型、水质型缺水成为水风险的主要因素。

　　但各地发展水平不同，西北诸河区的监管风险等级为Ⅲ级，其他9个水资源一级区均为Ⅱ级，长江区和黄河区关注程度最高，故其监管风险较低。

　　从声誉风险来看，我国水资源一级区的声誉风险差异很大，西南、西北诸河区声誉风险较低，为Ⅱ级，处于低风险水平，黄河、松花江为Ⅲ级，为中风险水平，其他流域均为Ⅳ级，处于高风险水平。

　　一个意料外的结论？

　　指标设置全面考虑全球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

　　记者：该研究的评估结论，与许多人的感觉出入很大。这种偏差是怎么造成的？是你们使用的WWF水风险评估工具“水土不服”，还是人们的主观感觉出了问题？

　　苏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德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DGE）共同开发了WWF水风险评估工具，但这个工具并非为哪个国家量身定做，而是一种希望在全球应用的普适性工具，因此其指标设置也是要全面考虑全球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的。

　　具体说来，这个指标体系涉及三大方面的水风险考量：物理风险主要反映客观情况，监管风险和声誉风险主要反映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水资源风险的控制状况。其中，物理风险指从水量、水质和生态等方面利用12个风险指标表征的水资源的客观风险状况，涵盖广泛。

　　从指标体系的设置中可以看出，即使比较客观的物理风险，也全面考虑了处理水与发展关系时必须涉及的大多数方面，这样才能确保这个工具具有全球应用的可行性，才可能进行国际比较。我们对这个工具进行了一些本土化改造，这种改造必须兼顾合理性与可行性，即既要使这个评估工具能增强对我国水情和国情的针对性，也要确保这个指标体系的框架不变、指标大体稳定从而使评估结果具有国际可比性。

　　水风险防控机制三步走 

　　依靠公众和NGO依据水风险信号“按图索骥”地寻找水风险。

　　记者：尽管您认为我国水风险整体水平不高，但从水质、水量和水生态的角度来看，这种风险无疑在加重，这种风险的提高主要与工业化有关。从这个角度看，如何防范并控制这种风险？

　　苏杨：我国的水风险正在提高，这种提高在相当大程度上源自工业化（尤其是“畸形”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且主要是因为某些行业的许多企业技术程度不高或布局不合理或污染防治不积极所致。

　　因此，从工业方面控制水风险要抓住重点。我们在水风险评估研究中，创新性地进行了水物理风险的工业行业来源解析，识别出了各个流域中对水物理风险影响较大的行业。这些行业不仅是各地耗水、废水排放大户，而且经济占比较高，行业的规模较大，对水物理风险的贡献程度较高。这些行业更需要清洁生产、更好地监管、控制污染源，而从经济成本、生产工艺等方面考虑，难以进行工艺改进、难以在治污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减排的行业，应当适当减小生产规模，甚至关停。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某些区域虽然水风险相对不高但削减力度至关重要。例如，长江、淮河这样人口稠密、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经济总量大，且是我国粮食生产基地的流域，对水风险的变化高度敏感。这样的区域尽管水风险相对不高，但其削减水风险的需求最高，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水风险的可控性最高，对生物多样性、人群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声誉风险也相当大。因此长江流域应列为改善水管理、调控水风险的优先区域，且其水风险防控的重点要更多放在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来源控制上，如限制发展干流的水电站、对化工产业和黑色金属冶炼产业进行力度较大的布局和规模控制等。

　　记者：从体制上应该如何完善中国的水风险防控机制？

　　苏杨：我认为水风险防控机制的建立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某个机构通过水风险评估给出整体的水风险信号并发布；第二，相关政府部门的信息机构接收这些信号并通过内部交流在宏观行政资源配置和日常考核等工作中体现风险管理；第三除了政府利用风险信号实施部门联动的管理外，还需要依靠公众和NGO依据水风险信号“按图索骥”地寻找水风险的具体所在地，随后通过媒体的互动与跟进，将各种潜在风险传播给社会，科学调动公众参与，使政府和企业更有动力、更有效地进行水风险防控。(王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