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发布的《中国民间组织报告蓝皮书（2013年）》（下称《蓝皮书》）称，政府对社会的直接管制过多、对社会的直接参与过多，抑制了公民个人和民间组织作用的发挥。

    该《蓝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政府集中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间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说，政府在社会领域包揽过多，既当制定规则协调矛盾的“裁判员”，又当参与社会具体事务的“运动员”。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该管的事情却没有管好，特别是社会管理薄弱和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尤为突出，导致政府的社会职能薄弱、功能缺失，成为当前政府职能履行的一大短板。”黄晓勇说。

    《蓝皮书》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改革主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失衡和社会问题增多，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社会体制改革滞后是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制度性根源。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但社会结构还是工业化社会初级阶段的水平，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蓝皮书》认为，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差，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协调，是产生当今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且久解不决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间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秘书长蔡礼强认为，基于社会矛盾的凸显和认识的逐步深化，社会转型和社会体制改革应成为中国深化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民间组织发展应当成为今后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和重点。

    蔡礼强认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政府除了通过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来转变政府职能，逐步扩大社会自治的空间和范围之外，还要逐步调整和转变对社会的管理方式。

    《蓝皮书》指出，在对社会管理方式上，政府需要改变自己统揽一切直接管理的模式，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逐步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加法减法同时做。减法是要减少对公民个人和民间组织的过多干预，降低民间组织成立的准入门槛。加法是政府要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大力培育扶持民间组织发展。”蔡礼强说。

    他举例说，比如在资质资格许可、认定和评估等领域，具体工作可由行业协会商会或者学会依法依规承担，政府主要负责确定政策目标、标准规范和依法监管等事务。

     蔡礼强认为，政府在转变职能之后，即使确实属于政府应该履行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也应该充分考虑管理和服务的成本、绩效、公众参与度和社会满意度等因素，尽可能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

     “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就是政府行政权力逐步缩小活动领域和范围的过程，是经济体制逐步脱离从属于行政体制的过程。”《蓝皮书》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而社会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

     蔡礼强说，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目的在于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解决政府职能定位不合理、管理错位这个基本问题。

     蔡礼强认为，政府在职能转变之前首先要科学界定清楚政府的角色，哪些社会管理事务应该由政府和社会各自分担，哪些需要双方共同承担。在明确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而本应由社会承担的事务之后，政府要还权于民、还事于社会，应逐步向社会转移这部分职能。

    《蓝皮书》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民间组织49.9万个，比2011年增长8.1%；社会团体数增加到27.1万个，与2011年的25.5万个相比，增加了1.6万个。

     《蓝皮书》介绍，近年来，民间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在社会效益方面，以年末职工人数为例，2012年底，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达到613.3万人。不断增加的社会组织已成为扩大就业的一个新亮点。

在经济效益方面，以社会组织实现的增加值为例，2006年我国社会组织实现的增加值为112.17亿元，到2011年底达到660亿元， 到2012年，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25.6亿元，比上年减少了20.4%。“从吸纳就业人员和实现的增加值来看，民间组织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和释放出来。”《蓝皮书》说。

     《蓝皮书》建议把民间组织作为深化改革的基础和重点来统筹谋划，为民间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渠道和平台，重视发挥利益表达和诉求整合作用；强化和塑造现有群团组织的社会组织功能，官办社团组织应进一步加大去行政化、去垄断化改革力度；构建政府转移职能和培育扶持民间组织的制度化保障体系，推动民间组织运行机制透明化，加强专业化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