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王娜　北京报道
　　
　　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安排，为环保成本的承担方———公众———提供表达意见，参与环保活动，乃至维护权益的诉求机制。
　　
　　一边是大都市霓虹灯下童话般的夜景，一边是原生态的壮丽河谷。环境咨询专家马军向与会者展示的这两张照片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2月28日，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研讨暨首部《环境绿皮书》发布会”上，马军以水电开发与环境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为例，呼吁政府在重大决策过程中保证各利益相关方的公正参与。
　　作为首部反映民间环保组织和公众视角的环境绿皮书，《2005：中国环境危局与突围》可以说是民间组织参与环保讨论中的最好案例。“它为社会提供了有别于政府立场的绿色观察。”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如此评价。
　　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光环下，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成为与会者的共识。自然之友副会长、绿皮书的执行主编杨东平教授指出，“十五”计划污染控制目标没有完全实现。
　　绿皮书研究显示，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业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出现严重的反弹。
　　2004年，“两控区”(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和酸雨控制区，涉及27个省、区、市)和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均有所上升，分别比2002年增加181万吨和293万吨；烟尘排放量达1095万吨；酸雨频率超过40％的城市比例上升了7.2个百分点。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从2000年的1995.1万吨，增长为2004年的2254.9万吨，增长了13％。空气质量达到二级的地级以上城市仅为39.5％。杨东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绿皮书的研究数据均来自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历年《中国环境状况公告》。
　　而按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2005年“两控区”二氧化硫排放量要比2000年减少20％，全国的总排放量要比2000年减少10％，烟尘排放量控制在850万吨，空气质量达到二级的地级以上城市要达到50％。
　　究其原因，杨东平解释主要是由于“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过度重工业化的逆转，特别是2003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64.3％。而“地方政府因短期经济行为执法不严是主因”。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则进一步将这一现象引入经济学分析，认为环保过程中也涉及到成本和收益间的平衡问题，环境执法之所以难以推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环保成本的承担方和收益的获得方并不是一个主体，且双方博弈的力量并不均衡。
　　孙立平提出，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安排，为环保成本的承担方———公众提供表达意见，参与环保活动，乃至维护权益的诉求机制。
　　对此，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的回应是：公众参与在中国环保领域里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它始终是环保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针。今天我们再讨论公众参与重点也就落在制度化、法制化、机制化的建设，即“如何引导公众有效、有序参与环境的保护”。
　　2005年，在公众参与环保的制度化保障上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绿皮书以热点讨论和案例的形式详述了国家环保总局向社会公示圆明园防渗膜工程环评报告书，民间环保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论证西南水电开发等过程。
　　“公众参与的原则，是实现公开、平等、广泛、便利。”别涛特别强调了刚刚于2月22日正式出台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将保障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必须充分地考虑公众的合理意见。
　　李以及众多与会专家则不约而同地提出，在对环境有重大影响，可能会影响公众环境权利的项目决策中，政府的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应该是一种常态。
　　
　　(图表略，详见报)

此报道链接自：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年3月3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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