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3月31日电 （记者 常红、刘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发布《日本蓝皮书》指出，日本对“正常国家化”目标的追求已有20年，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日本要在国际社会赢得‘体面的地位’而言，日本国内不存在分歧。近年来，保守派、右倾保守派在这场路线之争中渐居上风，他们主张彻底摆脱战后“消极和平主义”“和平痴呆症”的束缚，“积极和平主义”对外主张自由、自助和自决，进而实现包括军事大国化在内的“全面正常化”目标。
    蓝皮书分析，如今日本已经具备所谓“为了和平而展开行动的意愿”，开始向突破“战后和平主义的缺陷”——“不愿为了和平而使用军事力量”迈进。安倍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就是针对这种所谓“消极和平主义”提出的，安倍式“正常国家化”的战略设计与实践也正是以安全战略、防卫政策为重点突破领域的。2013年由此成为日本的“军事复国元年”。
    2013年9月12日，安倍在首相官邸召集讨论制定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首次专家座谈会，要求从“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出发，讨论制定该战略。9月26日，安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明确表示“将从积极和平主义立场出发，更加积极地参与PKO等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活动”。10月15日，安倍在临时国会演说中再次提出，“积极和平主义”是日本“21世纪应当背负的重大使命”。安倍这一提法在日本国内广受抨击，被在野党和舆论称为“好战主义”、试图“通过行使军事力量解决纠纷”、以“和平”包装“集体自卫权”的危险内核。《朝日新闻》专门撰文，深入剖析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

    蓝皮书文章指出，安倍篡改了国际政治学中“积极和平主义”的原意。1942年，美国历史学家昆西·莱特在《战争研究》一书中提出“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的概念。此后，挪威和平研究学者约翰·格尔腾进一步将“消极和平”定义为“非战争状态”，将“积极和平”定义为“不仅没有战争，也意味着消除了贫困、剥削、歧视等结构性暴力的状态”。而安倍心中的“积极和平”其实是“不排除军事介入的和平”。他在联大演讲中，将“积极和平主义”表述为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而不是应有的Positive Peace。Proactive在军事学上含有“先发制人”之意。所以，安倍口中的“积极和平主义”，实际是想抛弃战后和平主义，对外行使军事力量，这不但与《日本国宪法》原则相悖，而且也与“积极和平主义”的原意相悖。当安倍谈论“积极和平主义”时，“他头脑中所设想的肯定是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实现自卫队的治安任务和行使集体自卫权，也许修改宪法第九条也被纳入了视野”。
    在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这一进攻性安全理念的引领下，2013年12月17日，安倍内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4～2018）》。这三份文件被称为安倍“安保三支箭”，分别从战略、政策和措施三个层面改变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及防卫政策，战后和平发展路线由此转向。
    《国家安全战略》规定，日本政府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指导下，实施战略性国家安全政策；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各国强化合作关系；制定新的武器出口政策；培养民众爱国心等。在对华关系方面，该战略称，日本将对中国外交、军事动向等保持谨慎关注；要推动制定相关机制，防止不测事态发生。
    新《防卫计划大纲》制定了未来10年日本安全政策方针，提出整合陆海空自卫队防卫资源，构筑“统合机动防卫力量”；充分确保防卫能力的“质”和“量”，提高防御能力和应对能力。 《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4～2018）》则以未来5年为限，将新《防卫计划大纲》各项内容加以具体化。规定在未来5年，日本防卫预算的上限将提升至24.67万亿日元（约合240亿美元），同比增加5%；引进17架“鱼鹰”运输机、28架F-35A战机和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增加包括两艘装备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宙斯盾级战舰在内的5艘驱逐舰；打造机动灵活的新型力量，包括新设“夺岛部队”“机动师团”和“机动旅团”。
在此之前，“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于12月4日正式成立，旨在加强机密管制的《特定秘密保护法》于12月13日正式公布。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解决了日本安全决策的机构、权限问题，将安全大权独揽于内阁四大臣（首相、外相、防卫相以及内阁官房长官）之手。《特定秘密保护法》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配套法制，以法律形式赋予决策机构设定“国家秘密”的权力。
    至此，“安保三支箭”，加上为之提供制度、法律保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特定秘密保护法》的出台，标志着安倍基于“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安保新政框架确立，战后日本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完成了一次重大蜕变。在战败68年之后，日本重新成为“能进行战争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