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房产3月26日北京讯（记者孙梦姝）2014年3月25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2014年《京津冀蓝皮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会上专家就“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分布 ”“北京城市功能疏解与空间优化”“天津城市功能疏解与空间优化”“河北省城镇体系与空间布局” “京津冀城市群增长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此次会议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祝尔娟对京津冀的发展做了全面阐述：“京津冀城市群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发展目标是建成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世界级城市群，中国乃至世界的研发创新、高端服务和“大国重器”的集聚区，带动中国北方向东北亚、西亚、中亚、欧洲全方位开放的门户地区，中国未来最具活力的核心增长极和新型城镇化的示范区。”

    京津冀城市群目前的规模结构具有城镇化提速、中心城市人口郊区化、城镇体系呈“哑铃”型、人口分布呈“倒金字塔”型、区域内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等突出特征；空间结构特征表现为“双核”极化效应依然明显、城市间经济联系在加强、新城承接中心城市人口与产业的功能正在逐步显现、异地城镇化特征明显等。

    北京中心城区的人口疏解应从城市功能疏解入手 严格抑制中心城区的开发冲动

    大量的人口、企业和休闲、娱乐、购物场所在中心城的集中，众多的优势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口和企业的聚集，北京中心城区人口在近10年中内城出现了人口反弹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耀军认为：在以往新城的建设中，由于过于强调转移中心区人口这一目标而忽视了生活与工作配套，众多的人口、企业和休闲、娱乐、购物场所仍然在中心城集中，使得北京的许多新城变成了有业无市的“卧城”。产业聚集和人口集中能力不强，产业支撑作用不明显。卫星城、边缘集团、望京新城、回龙观等“卧城”功能疏解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仅仅把它们作为市区人口疏散的工具，忽视疏散后的市民的生活需求，忽视产业的转移。

    以亦庄为例，虽然目前它已经集中了564家企业，却也只是个有业无市的“卧城”，并没有起到有效地疏解人口的作用。这种居住和工作的不平衡，导致上班时间大量人口从周边向中心城集中，下班时，人们又从中心城向周边散去，通勤距离的大大增加，不仅增加了通勤时间，也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更加重了上下班时段的交通拥堵。

    通勤距离的增加，引来了大量的人流和车流，不仅远远超出了中心城的承载力，还带来了极大的环境压力。以雾霾为例，2012年北京雾霾天数达到124天，为过去10年之最。2013年1月1日至4月10日这100天里，北京雾霾日数有46天，是常年同期的5.5倍，为近60年最多。全国平均雾霾日数为12.1天，较常年同期偏多4.3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由于人口密度过高，再加上汽车、电器等排放的热量，使中心城热岛效应日益加重，气温也远高于郊区。生活在中心城的人们不仅每天要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即使回到家，也要饱受噪声、热岛效应等的摧残，疲惫的身心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北京中心城区的人口疏解应从城市功能疏解入手，采取措施鼓励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向新城迁移。对于向新城搬迁的单位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而对于在中心城区的行政机构和医院、学校、科研等事业单位则采取适当限制发展的措施，如限制医院在中心城市改建扩建、限制学校扩大招生规模等。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向新城的搬迁，不仅可以带动这些单位就业人口的迁移，也会通过功能疏解带动中心城区人口向这些新城的迁移与聚集。

    要进一步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就需要严格抑制中心城区的开发冲动，控制中心城区的开发改造，通过控制中心城区的建设规模与容积率，保持中心城区房地产价格的适当高位，增加在中心城区的生活成本，促使企业外迁，减少中心城区的就业人口，同时，促使更多居民到新城居住置业，从而达到疏解中心城区功能与人口、缓解中心城区环境与交通压力的目的。

    京津冀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经济联系度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藏学应指出：北京和天津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京津冀城市群的中心地带，而且在城市空间结构中也处于核心位置，京津的经济实力和两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量远大于其他城市，是决定和影响整个区域的增长重心和经济中枢。从经济实力来看，2012年北京和天津两市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占整个京津冀城市群的53.7%。从经济区位度来看，2000～2010年，北京和天津的经济区位度都有较大上升，且远远高于其他城市，与北京、天津相邻的廊坊、承德和唐山的经济区位度也有所上升，而距离北京、天津较远的城市（如石家庄、邢台、邯郸）的经济区位度却在近几年有所下降，反映了北京和天津两市的极化效应依然明显，区域内不平衡性还在加剧。从人均GDP来看，2012年北京和天津人均GDP分别达到14027.13美元和15129.04美元，而河北省人均GDP仅为5838.95美元，不仅远远低于京津两市，甚至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6094美元）。河北省的城市规模及其经济实力，与京津两市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反映了京津冀城市群“双核”格局突出，内部发展不平衡。

    2012年，北京市、天津市城镇人口比率分别达到86.20%和81.55%，已迈入高度城镇化阶段，而同年河北省的城镇人口比率只有46.80%，尚处在城市化中期阶段，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在2000～2010年期间，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并不低，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中居中，三者城镇化率分别增长了13.69%、27.04%和15.98%。但从城镇化率来看，2010年长三角、珠三角的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3.7%和82.7%，而京津冀城镇化率只达到55.01%，城镇化率分别比长三角和珠三角低8.69个百分点和27.69个百分点，这说明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还有较大空间。

    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外向度偏低。2012年京津冀城市群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15.12%（其中天津市最高，为23.68%，河北省最低，为7.02%），远远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60.44%和63.37%的水平。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京津冀城市群略高于珠三角，远低于长三角，只相当于长三角的36.95%。珠三角的产业聚集与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以市场为导向形成的；长三角的产业聚集则是在改革不断深化、政府权力下放、政府间合作日益加强、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是政府与市场密切结合的产物。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化程度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产业聚集与发展更多的是政府主导下以行政规划的方式形成的，行政垄断色彩较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