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两届“国医大师”的评选活动，被指仍未改变以年龄论英雄的局限，与一般评价大师应当具有的“没有年龄、性别、民族限制的人格平等原则”相违背。同时，我国中医药界“上工”严重缺乏，总体水平不高。

　　5月8日，北京中医药文化传播重点研究室、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首部中医文化蓝皮书《北京中医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15)》。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毛嘉陵认为，在两届国医大师评选中，有关年龄的限制是非学术性的。

　　国务院办公厅5月7日前发布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提出，加快人才培养。依托现有中医药教育资源，加强中医药健康服务教育培训，培养一批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领域领军(后备)人才、骨干人才和师资。

　　仍以年龄论英雄

　　第一届国医大师从医年限为55年，第二届缩短为50年。毛嘉陵说，第二届虽然比第一届放宽了5年的从医年限，稍加鼓励了相对年轻的名老中医药专家参选，但仍然未改变以年龄论英雄的局限，也仍然会留给人们以年龄决定学术贡献的遗憾。

　　“如果以年龄论英雄按此标准，67岁的居里夫人、60余岁的张仲景与华佗、58岁的徐悲鸿、37岁的凡·高、37岁的拉斐尔等英年早逝的大师级科学家和艺术家都难以被评为大师。”毛嘉陵说。

　　评选国医大师是近年来引起中医药领域和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件大事。蓝皮书称，通过评选既可以充分地肯定这些名老中医药专家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一生的贡献，也可为中医药行业以及中医药人才的成长树立榜样，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

　　迄今为止，我国政府部门已经在全国范围评选了两届国医大师，向60位从事中医药工作(包括民族医药)的名老中医药专家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蓝皮书介绍，截至2015年1月，国医大师平均年龄(除去已故者)为84岁，平均从事中医临床或中药工作的时间为66.2年。

　　根据公开的两届国医大师学术背景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两届60位国医大师完成的主要学术著作381本。截至2015年1月的数据统计，两届国医大师共发表有6950篇学术论文，平均每人为115.8篇。其中，最多的有1076篇，最少的有5篇。

　　不完全统计，两届国医大师承担有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课题、科技部、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近百项国家级课题。

　　蓝皮书同时表示，“国医大师”的称谓从字面上理解，像是类似教授一样的专业技术职称，或像是院士一样的最高学术称号，也就是很像一个学术性的头衔。然而，在两届国医大师评选条件中，除了从医年限属于硬指标以外，没有对其学术贡献和影响力的评价，其它条款也都是原则性的、模糊性的。

　　毛嘉陵说，在两届国医大师评选条件中，除了从医年限属于硬指标以外，其他条款都是原则性的、模糊性的。第一届国医大师评选条件是5条，第二届即使增加成7条，仍然没有清晰性改变。在已公开的《国医大师评选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由专家委员会按照《国医大师评选标准》对申报者进行综合评议，形成量化评价结果和综合评议意见。”

　　毛嘉陵认为，按照两届国医大师那些模糊性极强、条件并不算高的评选条件，基本上可以适用于全国不少名老中医药专家，而未能真正构成大师所应具备的高标准。至少第二届公示的116位国医大师候选人，全部都符合那7个评选条件。

　　“两届国医大师评选都是在没有严格评选标准的情况下进行的，难免不带有评委的感性成份以及其它非学术因素。而且评选出来的国医大师的待遇则是享受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待遇，这似乎存在着名实不符的情况。”毛嘉陵说。

　　毛嘉陵认为，为使评选出来的国医大师具有更大的公信力、说服力和学术影响力，应制定和发布可供公开评议的具有可量化的数据硬指标的《国医大师评选标准》，至少应当从学术贡献、临床实践、社会影响、学术地位和从业资历等多方面，对国医大师候选人进行客观的学术评价和评选过程的公开。

　　“上工”严重缺乏

　　蓝皮书称，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杰出代表，也是我国的原创医药科学文化知识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巨大贡献，至今仍然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多年来持续不断的中西医纷争，蓝皮书认为，西医药虽然已经十分发达和非常先进，但仍然不能解决所有的医药健康问题，也不可能对所有疾病都取得疗效或较好的疗效，甚至在治疗的同时还会给患者带来不良反应、毒副作用等新的麻烦和痛苦。

　　中医药虽然很古老，但对不少常见病、疑难病不仅有疗效，甚至还有神奇的疗效，因而至今仍然具有独特的医疗资源价值。

　　但蓝皮书同时承认，中医“治未病”严重缺乏“上工”。

　　中国古代将具有最高医疗水平的医生称为“上工”、又称“大医”。上工能够“见色知病，按脉知病，问病知处”，也就是能够预见即将引发疾病的各种因素，也能够分析出患病后有可能的变化情况，从而予以及时的控制。如果只能对已经发生的疾病进行治疗，那就不能称其为“上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自从2007年将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列为中医药服务百姓健康推进行动工程以来，在全国先后确定了四批共173所中医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单位，同时要求在全国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建立“治未病”科，开展“治未病”服务。

　　蓝皮书介绍，全国各地在中医院内部抽调医生组建“治未病”中心或治未病科时，确有不少中医院或综合医院采取了仓促上马、带有一定迎合性的组建方式。因此，在治未病专业人才的整合上，必然会捉襟见肘，难以按照“上工”的要求来严格选拔具有高水平的中医师来从事治未病工作，这与《黄帝内经》所强调的只有上工才能“治未病”的要求相差甚远。

　　毛嘉陵说，虽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有《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建设与管理指南(修订版)》，但该指南仅涉及“治未病”科室的日常管理，而对“治未病”的诊断、治疗性调控等关键性技术问题并未涉及。

　　中医文化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中医医疗机构开展“治未病”情况的调研结果显示，从医在19年以内的有47.96%，从医30～39年较有临床经验的仅有13.22%。

　　毛嘉陵说，中医药是一个需要有丰富经验积累的应用性学科，从目前北京从事“治未病”专业人员的从医医龄和学术成果来看，难以证明大多数专业人员已经具备“上工”的能力。这其中，还有46.67%的治未病专业人员从事此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两年，而且他们在从事“治未病”工作前都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

　　“即使参与培训，目前中医本身也只有已延续了上千年的简单调治手段，缺乏对’未病‘状态更好的、更可靠的调控方式。”中医药观察员柴玉介绍，目前的现状是不少医院存在“下工治未病”的严峻问题，也就是说严重缺乏称得上是“上工”的高水平中医师。而且，临床调控手段相当于普通的保健工作、类似西医的健康管理工作和针灸推拿方面的治疗性工作。

　　蓝皮书认为，“治未病”需顶层设计，制定相应的医学标准，并抓紧机构从业人员结构的优化及准入条件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