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2015年全球范围城市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词是创新。全球竞争态势正整体转向创新的竞争，顶级全球城市随之纷纷转向塑造创新、创意中心功能。国际创新中心城市特质包含5大属性：创新性、集聚性、系统性、成长性、外向性。创新能力城市创新能力等级在分化、细化。国际创新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城市治理、环境和空间条件方面有综合要求。国际城市关注创新功能，谋划从财富中心、资本中心转向科技创新中心。2015年国际城市2.0升级能力排名中，西方城市仍占优势。划分不同层级城市的节能减排责任重要。

　　光明网北京1月28日电（记者 李瑞英）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5）--国际创新中心城市的崛起》发布会，2015年1月28日在京举行。专家强调，国际创新中心的崛起是2015年国际城市发展的最大趋势。创新已经从摆脱危机的政策选项之一上升为在新一轮全球城市格局重塑中脱颖而出的唯一战略选项。而建设国际创新中心城市的过程，是一个全方位的城市升级过程，也是国际城市2.0模式聚焦的核心内容。

　　《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5）》由屠启宇主编，苏宁、张剑涛、邓智团为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蓝皮书指出，20年间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构建了一张全球生产网络。各大洲的一大批城市因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担当了商品贸易、服务贸易、资金流动的枢纽节点作用，而崛起成为国际城市、世界城市乃至全球城市。2015年的全球格局中，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20年来最为重大的重构。林林总总的区域贸易安排所酝酿的是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体系，其核心诉求就是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给予各类创新以更高的尊重与保护。与之呼应，全球经济的纽带正从全球生产网络向全球创新网络升级。一批主要担当信息流动、知识流动和人才汇集枢纽节点的城市正在崭露头角。这些城市被称为“国际创新中心城市”，它们将成为国际城市发展的新标杆。

　　蓝皮书认为，2010--2014年的短短4年间，根据澳大利亚咨询机构2thinknow的测算，全球范围进入国际创新中心城市评价视野的城市已从330余个增长到440余个。以创新为主题的城市竞争已然展开。然而，世人对于塑造国际创新中心城市的规律还知之甚少，国际创新中心城市显然不是单纯加大创新投入或照搬创新体系就能够塑造而成的。创新功能的发育实际上涉及整个城市的再造。这恰恰同本报告撰写伊始所提出的推动城市整体升级、打造“国际城市2.0”的思路相吻合。2015年度本报告再次跟踪全球40个代表性城市开展国际城市2.0评价，并撰写了近40个案例，以期为各城市开展面向创新的新征程提供镜鉴。

　　《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5）》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国际创新中心崛起是2015年国际城市发展最大趋势

　　专家指出，2015年全球范围城市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词是创新。全球竞争态势正整体转向创新的竞争，顶级全球城市随之纷纷转向塑造创新、创意中心功能。纽约已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创新中心城市之一。金融危机探底期达成了风险投资交易额34%的上升。伦敦立足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的融合，新一轮市长发展计划提出“城市战略机遇空间”概念。许多新兴城市区域正逐渐成为主要的经济和文化引擎，特别体现在曼谷、拉各斯、墨西哥城、孟买、首尔等亚太城市。

　　专家认为，国际创新中心城市特质包含5大属性：创新性、集聚性、系统性、成长性、外向性。创新性，通常是一国或地区甚至全球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产生中心；集聚性，其发展吸引力不断增加，促使越来越多创新资源向区内集中；系统性，其为各种创新资源在空间上集聚形成的区域创新系统；成长性，具有不断壮大的成长过程；外向性，其吸引众多具有强大研发实力的跨国研发机构进驻、产生显著的示范和集聚效应。

　　专家指出，国际创新中心城市的等级分化值得关注。创新能力城市创新能力等级在分化、细化，“全球创新城市指数”的分析从“创新核心”、“创新枢纽”、“创新节点”三个等级，发展到“创新影响者”、“创新启动者”在内的五层级。根据“全球创新热图”，本世纪初大多城市处于“涓流”阶段，而上海、深圳以及班加罗尔等新兴城市已上升到“涌动的温泉”阶段，新的城市升级大分化已现端倪。

　　专家提出，国际创新中心需要同时兼顾科技与文化的发展，其基本功能体系包含五个部分：一是研究开发功能，成为创新产业的孵化器和基地；二是资源配置功能，体现在创新要素的集聚功能和优化组合功能；三是科技辐射功能，对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先进工艺、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的推广和扩散作用；四是教育培训功能，提供符合市场需求多层次高级技术人才能力；五是发展标志功能，提供技术创新机制、政策、措施和制度的示范作用。

　　报告认为，国际创新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城市治理、环境和空间条件方面有综合要求。产业发展高度、经济基础（市场规模）以及新兴产业发展，是国际创新中心城市重要内涵，也是其发展核心基础；降低城市准入门槛、提升平等和包容水平，降低创新人才和创新机构的进入门槛，是国际创新中心的重要支撑和保障；良好的创作环境以及文化的多样性，提升城市创新活力和创新能级，是国际创新中心城市的重要特征；环境污染少，宜居城市环境，有利于提升城市吸引力，是国际创新中心集聚、留住企业人才的核心条件；安全、公正、公平的城市治理环境，是推动国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制度保障；“支柱核心”模式、“城市区域再造”模式和“城市化科技园区”模式推动创新的空间响应，国际创新中心带有辐射带动区域发展引擎的功能。

　　（二）主创团队发布了“2014年度国际城市十大关注”

　　专家介绍，本蓝皮书的主创团队发布了“2014年度国际城市十大关注”：一、国际城市关注创新功能，谋划从财富中心、资本中心转向科技创新中心。二、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并影响全球多地，世界枢纽城市面临挑战。三、多国城市放弃申办重大赛事，映射国际大都市反思“大事件”推动作用，国际城市对于大事件承办“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阶段趋于终结。四、香港“占中”活动影响城市正常运行，凸显城市社会各方沟通融合重要性。五、种族案件抗议活动席卷全美，反映族群冲突已成移民城市发展长期挑战。六、中国京津冀协同发展，启动世界最大首都圈一体化建设进程。七、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引发全球对于“丝路城市”概念的关注。八、网络打车工具风靡国际城市，显示网络力量“自下而上”促进智慧城市建设新趋势。九、首个“世界城市日”举办“城市转型与发展”成为关注主题。十、首个城市国际运行标准ISO37120发布，体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共识。

　　（三）2015国际城市2.0升级能力排名西方城市仍占优势

　　专家指出，主报告发布了2015年国际城市2.0指标，该指标包括反映城市整体升级能力的城市综合排名以及六项次级排名，分别考察经济升级能力、社会升级能力、文化升级能力、生态升级能力、治理升级能力、空间升级能力。并按排名的差距划分了第一至第五集团，处于同一集团的城市，虽然得分也有不同，但其差距非实质性，应作为同等水平。整体情况如下所示：

　　综合升级能力方面：西方城市仍在整体占据优势，第一、第二集团中除东京和新加坡外，基本上都是美欧城市。亚洲城市多数集中在第三、第四集团。金砖国家城市在转型升级方面出现显著分流，上海、北京进入第三集团，圣保罗、莫斯科、孟买、约翰内斯堡处于最后的第五集团。

　　经济升级能力方面：除传统意义上的三大全球城市经济升级能力较强之外，绝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升级能力都不容乐观，经济升级能力得分在60分以下的城市占所有观察城市总数的80%。纽约、伦敦和东京仍然是40个城市中三个经济升级能力最强大的城市，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三大全球城市。东亚城市排名显著提升靠前，我国的上海、北京的经济升级能力排名较高，但得分仍然不高。

　　社会升级能力方面：亚洲城市、欧洲城市占据排名前列。北美城市问题加大，最高排名仅为第27位（华盛顿）。同中国以外的其他金砖国家城市一样，都排名靠后。

　　文化升级能力方面：仅东京进入第三集团、新加坡进入第四集团，其他全部处于最低的第五集团。文化升级方面也是传统全球城市地位最为稳固的领域，只有伦敦、巴黎、纽约三个城市处于第一集团，且得分遥遥领先。

　　生态升级能力方面：第一集团除温哥华外全部为欧洲城市，特别以北欧城市居多，体现了欧洲城市在生态领域的领先地位。处于最后的第五集团只有北京与莫斯科两个城市，显示同其他城市仍有较大的生态升级差距。

　　治理升级能力方面：第一集团全部为首都城市（华盛顿、东京、柏林）。

　　空间升级能力方面：第一集团主要有两类城市构成，一类是40个城市中的相对中小规模城市（布鲁塞尔、苏黎世、新加坡），还有一类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上海、首尔等。

　　（四）我国应注重活态城市遗产保护使历史城市延续下去

　　专家指出，在活态城市遗产保护中，真实性、遗产管理、遗产社区与灾害风险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城市有着独特的发展历史，历史城市的保护机制有其特殊性，在历史城市保护实践中要推动活态城市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专家建议：1、建立真实性与遗产管理之间的联系。加强城市遗产的日常管理与监测，借鉴国际管理方式，确保真实地展现历史城市的核心价值。2、建立真实性与遗产社区的联系。积极推动民间组织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通过对遗产社区的活动更真实而完整地展示遗产价值，帮助更多的人更好地理解遗产的真实性。3、建立真实性与灾害风险的联系。加强文物部门与建设、国土等其他政府管理部门的合作，避免、减少灾害对遗产真实性造成的负面影响。4、建立遗产管理与遗产社区的联系。将遗产社区纳入城市遗产管理体系，由社区来管理遗产。5、建立遗产管理与灾害风险的联系。将灾害风险管理纳入城市遗产管理系统，同时将遗产保护整合入城市风险防御系统。6、建立遗产社区与灾害风险的联系。建立社区参与的遗产灾害风险管理，使社区能够在降低、预防灾害风险中发挥作用。

　　（五）中国应对自然灾害必须关注关键基础设施

　　专家指出，根据瑞士信贷再保险的数据，中国是自然风险系数异常高的国家之一。根据民盟中央的调研数据，我国七成以上的大城市、50%以上的人口和75%以上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海洋、洪水、地震等各类灾害之中，而突发流行疾病、饮用水源污染、有毒有害物质、停水停电、交通通信中断等发生的灾祸更是不断。灾害的频率在增加，城市也很可能再次遭遇极端事件，多重灾害或者危险极有可能同时发生，很容易相互强化进而扩大整体效应。由此，如何预防、应对自然风险变得异常关键。

　　专家认为，应对自然风险或者灾害显然不仅仅是抗震、防洪的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需要在各个科学共同认识基础上提高各项技术进步的有效性，并拓展到社会管理领域。此外，政府还应通过减灾、防灾、回应和恢复四个相互关联的行动，来履行自己的应急管理责任。采用系统的方法，将每个行动作为综合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完成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之上。整个目标就是将区域内灾害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最小化。城市的巨型化、基础设施的大量建造以及高度智能化趋势，使得对维持城市运转的复杂基础设施体系的高度依赖。管理高度复杂的基础设施需要高水平的技术队伍，任何疏漏和设计上的瑕疵都可能造成高负荷运转时的系统崩溃，从而引起巨大的灾害。这就要求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保护，譬如道路、桥梁、电信、主干道、医院、清洁水的有效持续供应等。

　　（六）划分不同层级城市的节能减排责任至关重要

　　蓝皮书指出，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的报告根据在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地位，对城市进行了类型划分，形成了以新兴城市、全球巨型城市、成熟城市为核心的三大类城市群体。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委员会界定了其自身的特征与责任，并提出不同的策略，特别强调各类型城市在经济增长与排放量增长脱钩方面的不同前景。这种根据城市类型和发展阶段确定节能减排责任，设定差异化气候经济模式路径的思路值得借鉴。中国对城市减排的责任划分更多仅从排放量、产业结构等技术性标准进行考量，缺乏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进行具体而有区别的政策设计，往往带来环保标准一刀切的缺陷，导致减排目标和城市发展目标的不匹配。在这一方面，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的思路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