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15《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呈现六大阶段性转折

　　【核心观点】

　　中国社会呈现六大阶段性转折：第一，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近两年来，我国逆城镇化的种种迹象越来越明显，预示着一种新趋势到来。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可能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第三，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收入差距态势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第四，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会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第五，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第六，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光明网北京12月24日电（ 李瑞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系列发布·《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2014年12月24日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蓝皮书》主编李培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主持。专家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中国社会呈现六大阶段性转折；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也值得重视。

　　《社会蓝皮书：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由李培林、陈光金、张翼主编。2015年社会蓝皮书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新形势下的社会发展为主题，认为在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应当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提升，从以往较多注重数量增长转向较多注重质量提升。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现在都进入了更加注重质量的时代。注重发展质量导向的形成，首先需要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和政策——制度体系的相应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调结构、稳增长、提质量的“新常态”发展目标。调结构，不仅指调经济结构，而且包括调社会结构，如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稳增长，不仅要稳定经济增长，而且要稳定就业增长、社会建设发展投入增长、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和待遇水平提升（尤其是农民工社保覆盖面和待遇水平）、社会治理结构完善等。这些结构性的变化，是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必需，也是进一步加强广大人民群众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从而凝聚人心的必需。

　　专家阐述，“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呈现如下六大阶段性转折：

　　第一，城镇化发展的阶段转折。国际上城镇化的发展阶段，通常分为人口向城市集中、郊区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几个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从2011年开始超过50%，从一个农民大国进入一个以城镇人口为主体的社会，但基本上还是在人口向城市集中和郊区化这两个阶段上运行。在我国，逆城镇化的过程迟迟没有产生，并非只是因为发展阶段未达到或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与户籍的限制和农民住宅无法进入市场也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近两年来，我国逆城镇化的种种迹象越来越明显，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的到来，虽然这些迹象还只是以农家休闲、乡村养老、城市人经营乡村第三产业等形式表现出来，却是一种未来大潮的征兆。逆城镇化并非城镇化的倒退，而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城乡一体化的提升，孕育着巨大的新发展空间。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恐怕也很难单靠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来解决城镇化问题。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阶段转折。中国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恶化。这一方面说明，政府促进新增就业的措施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就业弹性较大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就业拉动作用；另一方面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和劳动力人口总量都已开始下降，未来我国可能会出现比较突出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从理论上测算的结论是农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但出于农村劳动力普遍老龄化和年龄匹配原因，他们已难以转移成有效的工业劳动力供给。中国的就业政策选择必须高度关注这一新的变化趋势。

　　第三，收入分配变化的阶段转折。自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一路扩大的态势。这种态势到2008年达到顶点，基尼系数为0.491。此后至2013年的5年，基尼系数开始缓慢回落。这种回落得益于四个重要因素：一是城乡差距开始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是区域差距得到控制，相对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已经连续近10年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三是在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人工成本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四是大规模地减少贫困。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只有中国和巴西出现了转折，巴西已连续10年基尼系数持续下降。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为增加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量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第四，职业结构变动的阶段转折。2013年，我国经济产出总量中，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而第二产业比重为43.9%，第一产业比重为10.0%。2014年延续了这种态势，而到2016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有可能首次超过50%。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更高于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更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或者说，我国将开始一个新的职业结构阶段。所谓“白领时代”，即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西方国家一些有争议但备受关注的议题如“大众消费时代”、“中产阶层”等都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我国在这个阶段也会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新议题，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会产生一个庞大的“小康大众”，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

　　第五，居民生活消费的阶段转折。200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曾连续十几年呈下降态势，但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强劲。根据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4.4%，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48.5%，拉动GDP增长3.6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出口，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力量。居民生活消费层级不断提升，以房、车、休闲、旅游、通信、网购引领的新型大众消费时代到来。

　　第六，社会发展质量的阶段转折。我国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发展数量和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逐步为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阶段所替代。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满意度、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质量的新阶段已经开始。

　　专家说，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值得重视。专家分析，2014年前三季度，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2.4%，而全部税收的同比增幅为7.4%，前者比后者高出5个百分点。另外，2014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名义增长率约为8.6%，比同期个人所得税增幅低了3.8个百分点。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财政部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使得工资薪金及劳动报酬所得税增长。但是，2014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既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幅，可见个人所得税的快速增长，仍然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专家指出，劳动争议仍然是社会矛盾冲突数量最多的一个方面，网络舆情问题成为社会治理的一项重大挑战。据统计，前三个季度，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52.2万件，涉及劳动者72.1万人，同比分别增长5.6%和11.1%，共审结48.7万件，同比增长3.7%。由各种劳动争议引发的劳动者群体性事件数量也有较大增长，事件焦点主要涉及工资（讨薪）、企业裁员和经济补偿、出租车运营争议、职工保险福利争议等问题。社会舆情对各种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继续增强，对各级地方政府、涉事部门以及相关企业形成了较大的社会舆情压力。交通、教育和医疗卫生部门也是舆情热点事件的高发区。另外，网络舆情本身也成为社会矛盾问题的发生场域。网络舆情问题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