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体现了责任和担当。国际气候协议对中国的要求，需要体现公正，与中国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关系社会公共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焦点。中国气候变化与健康监测系统建设刻不容缓。近期需整合全国现有气象和健康监测能力建设网络，拓展监测内容。同时，推进污染减排与温室气体的协同治理，建议从国家、地方、企业等层面加强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霾治理要在外部和内在因素两个方面采取措施。治理空气污染要加强一体化监测，滚动化预警，法制化先行等。

　　光明网北京11月5日电（记者 李瑞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办的中国社科院--国家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完成的第六本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4：科学认知与政治争锋》发布会，2014年11月5日在京举行。绿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担任主编，潘家华、巢清尘、王谋任副主编，胡国权为执行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专家指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最新进展，科学认知与政治争锋。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关系社会公共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焦点，中国气候变化与健康监测系统建设刻不容缓。

　　专家说，2014年联合国气候谈判德班平台工作组，在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圆桌会议（非正式）磋商后，转入正式谈判进程，标志着联合国气候谈判进入了加速时期，为达成2015年国际气候协议展开积极准备。然而，开局并不平坦，已经结束的圆桌会议并没有化解分歧，各方诉求迥异。在如何理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减排模式和目标、资金来源及治理以及未来协议的法律形式等问题上，缔约方各持己见；在提交贡献的信息格式以及各国减排目标是否需要开展事先审评和调整等具体问题上分歧较大。推进国际气候谈判，打破谈判僵局，需要注入新的能量，进一步凝聚政治共识。

　　专家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一直建设性地参与国际气候制度构建，积极探索经济社会与环境、气候安全的协同发展方式，组织开展了有显示度并卓有成效的减排工作，体现了排放大国的责任和担当。但随着经济总量和排放总量的上升，国际社会对我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预期也有不断加码之势，超出了中国现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能力，要求我国像发达国家那样承担减排和提供资金的义务，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产生了巨大差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体现了责任和担当，但国际气候协议对中国的要求需要切合实际，体现公正，与中国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中国通过连续的“五年计划”的规划和实施，实现了显著的减排效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发展权益与自身定位，中国才有能力、有条件为国际气候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绿皮书由长期从事气候变化科学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分析以及直接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资深专家撰稿，全面介绍了华沙会议以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新进展，深入分析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成效，围绕中国的排放峰值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向公众和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困难和挑战。绿皮书由5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总论，以“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定位与被定位”为题，系统论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定位的理由和意义，并从公平的视角探讨了中国的责任与贡献。第二部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对德班平台下展开磋商的主要议题进行了梳理，反映了目前不同议题的谈判进展和不同国家、集团的谈判立场；对9月份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峰会进行了评述。第三部分“科学认识与进展”，系统解读了IPCC 三个工作组的研究报告，突出介绍了三个工作组报告的关键结论，分析了IPCC报告对我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构建以及开展国内行动的意义。第四部分“中国的排放峰值”，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人口发展趋势、能源发展与利用以及居民消费趋势等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探讨排放峰值的时间和幅度，以综合、系统、全面的方式，展现未来影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及其发展趋势，并预估我国排放峰值出现的时间段大约介于2025-2035年期间。第五部分“研究专论”，围绕碳市场、水资源及安全、土地利用、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等问题展开专题论述，全景式地介绍了国际和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行动，以及研究机构和社会公众开展的实践活动。皮书还收录了2013年主要国家、地区以及主要城市人口、经济、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等相关数据，以及全球和中国气象灾害及损失统计资料。

　　绿皮书还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阐述了我国如何积极探索经济社会与环境、气候安全协同发展的问题与方式：

　　(一）关注中国降水资源时空变化，从战略高度应对水安全

　　专家指出，随着全球性资源危机的加剧，水资源从一种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正变成一种稀缺的战略资源。水安全问题既是资源问题，又是关系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随研究水安全战略问题，需要研究大气降水特点和变化。中国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26毫米，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相比都处于较低水平，比全球平均年降水量（813毫米）少23%，比亚洲平均年降水量（827毫米）少24%。从降水资源总量来看，全国陆地年平均降水资源总量约为6万亿m3，在世界上属于降水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降水资源量约为4343 m3/人，仅为全球人均降水资源量的28%，为亚洲的68%，远远低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巴西等国。

　　专家分析，50余年来，我国降水时空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华北、西南降水呈减少趋势，东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华南呈增多趋势。西部地区降水约增加15%-50%；东部地区频繁出现“南涝北旱”；华南地区降水约增加5%-10%；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约减少10%-30%。此外，夏季我国主雨带位置出现明显的年代际变化。上世纪80年代，长江流域多雨；上世纪90年代，雨带南移；2000-2008年，雨带北移到淮河；2009年以来，雨带进一步北移，淮河和华南进入少雨期，华北地区降水有所增加。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国年暴雨日数和暴雨站数都呈现逐年增加趋势，局地突发性大暴雨事件明显增多。而有些地区持续无雨或少雨日数变多，局地阶段性严重干旱发生频次增加。监测显示，中国的干旱范围已经由传统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向湿润地区扩展。干旱范围由东北、华北、西南3个主要干旱区，演化为自西南向东北的一个明显的干旱化趋势带。华北南部干旱半干旱区有一个明显的向南扩展趋势，东北中部半干旱分界线的位置也有向东扩展的趋势。预估结果表明，未来10年中国降水量总体略有增加，降水增加较多的地区主要在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降水的增加有利于增加地表水资源量，可缓解生产生活用水压力，有助于北方江河径流和湖泊及水库蓄水量的增加，也可改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也应认识到，降水的增加对这些地区的水资源压力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南方水多北方水少的格局不会发生改变，也不能改变我国水资源紧缺的总体局面。同时，雨带北抬，南方地区降水、气温变化引起的干旱、高温、热浪，会增大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用水量，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水资源的紧缺。

　　专家强调，我国未来的旱涝形势日益复杂，区域特征更加明显，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因此未来中国水安全问题将会日益严峻，更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应对。一是加强研究中国降水资源的时空格局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系统的影响。气候变化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重新分配，引起水质和水量的改变，会导致自然生态和人类生产生活用水的可获得性发生改变，从而进一步影响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在气候变化环境下水资源的可供性，允许的水消耗和可持续性。二是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和应对可能发生的旱涝灾害，加强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应加强对水资源保护，开展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气候的可行性论证工作，科学开发利用水资源。需改进全国水资源布局和规划配置，加强水资源管理法规体系和制度框架建设，构建资源节约型的社会。加强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方面，国家应对气象灾害战略应从灾害的被动防御尽快转变到灾害风险的主动管理上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使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制度化。通过普及气象灾害风险知识，加强政府与民众在重大气象灾害中的沟通和协调，提升政府的信誉，增强社会抵御气象灾害风险的能力。

　　（二）城市化地区应推动试点示范，加强风险治理

　　专家说，落实《国家适应战略》需要加强部门的决策协调，推动适应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领域的协同治理，加强适应规划的区域布局，鼓励技术和融资机制创新。第一，制定国家和部门的适应规划，开展试点示范。目前我国气候变化决策协调机制还以落实减排任务为主，自上而下的适应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国家适应战略对于部门和地方制定和实施适应规划将发挥战略指导作用，同时也需要注重部门之间、不同层级之间的规划衔接问题。

　　第二，提升风险治理水平，应对风险社会。气候变化风险会导致”风险乘数”效应，放大社会经济系统原有的脆弱性。未来风险治理机制应加强协同与创新，提升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和形象，不仅要加强对突发极端事件的监测和应急，减少灾害损失，还要完善相关政策、推动社会改革、优化治理结构，化解潜在风险，以促进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构建区域适应格局，加强城市化地区的适应规划。《国家适应战略》针对城市化地区、农业发展地区和生态安全地区，提出要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区域格局。未来30年将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提升的时期，日益增多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将给城市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城市化地区可以根据不同的气候和区位条件划分为东、中、西部城市化地区，考虑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影响，科学规划、合理开发、有序适应。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高、特大城市数量众多、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基础较好，未来应当加强增量型适应投入，注重对极端气候灾害事件引发的增量风险的防范；西部地区应当以减小适应赤字和发展赤字为目标，加强适应基础设施投资，对气候脆弱、生态敏感地区进行气候容量评估，推动发展型适应；中部地区处于城市发展的巩固和持续提升阶段，大城市和城市群不断涌现，需要汲取发达城市“先发展后治理”的教训，增量型和发展型适应并重，在城市发展规划中适度控制人口规模、在城市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中加强对未来气候风险的防范。

　　（三）中国气候变化与健康监测系统建设刻不容缓

　　专家指出，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关系社会公共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焦点。在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的领域，国际上关注最多的是对人类的响应和适应策略的研究。适应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从而减轻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我国虽然发布了《全国自然灾害卫生应急预案（试行）》和《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但目前我国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特别是对我国不同地区气候变化脆弱人群的特征掌握有限，这对我国顺利贯彻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带来了不利影响，妨碍了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进程。因此，中国气候变化与健康监测系统建设刻不容缓。

　　专家认为，一是整合现有监测网络，建立中国气候变化与健康监测系统。开展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影响的监测预警工作，建立疾病的气候监测、预警预报实时业务系统，确保对公众健康可能具有重大影响的疾病进行积极监测，有效地防止许多疾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因气候变化而恶化、加剧。近期需整合全国现有气象和健康监测能力建设网络，拓展监测内容，初步建成国家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健康监测网络。

　　二是加强中国气候变化与健康脆弱性的评估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从沿海、内陆和高原地区，选择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敏感疾病频发的典型区域，开展中国气候与健康脆弱性的综合评估，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气候与健康脆弱性评估方法，研制中国气候与健康脆弱性指数，建立中国气候与健康可视化动态决策支持系统，制定政府、社区和个人不同层次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和措施，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决策依据。

　　三是提高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认知水平。我国急需选择典型地区对全国各地公众对气候变化及其对健康的影响的认识水平进行调查，各地科普基地建设要充实有关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方面的科学知识内容，组织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科学知识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公交等活动，组织面向地方政府官员、大中小学师生、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社会公众的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科普论坛和专题讲座，争取在各类教育和培训内容中纳入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方面的科学知识，从而提高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认知水平。

　　(四)应加快推进温室气体与局域污染物的协同治理

　　专家指出，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传统污染物减排、环境质量改善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多重严峻挑战。过去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不过，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加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我国常规大污染物排放总量还相当大，雾霾防治形势严峻。同时，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一，近年来伴随着气候谈判推进和2015年国际气候治理新秩序构建，我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减限排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如何统筹协调大气污染物减排与温室气体控制是有效改善国内环境质量、积极应对国际减排压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选择。鉴于局域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使用，具有同源减排的物理基础。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对改善局地环境质量和保护人体健康具有极大的正向影响，同时对减缓全球变暖及其不利影响也有显著的贡献。电力、水泥、钢铁、道路交通等部门作为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应成为协同管控的关键领域。

　　专家说，推进污染减排与温室气体的协同治理，建议从国家、地方、企业等各个层面提高对一体化协同管控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管理部门间的沟通协调，从源头上制定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管控的一体化规划，研究制定气候与环境友好的协同管控战略，加快出台有利于协同管控的各项政策、标准、法规，构建协调一致的统计、报告、核查体系，对相关政策进行成本效用分析，推动相关政策的精细化和定点化管理，综合运用市场和行政的手段，提升我国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五）霾治理需要在外部和内在因素两方面采取措施

　　专家认为，2013年是对中国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和关注度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一方面霾严重程度和出现频次显著增加，另一方面霾污染问题和治理关注度加大。中国气象局建立的常规雾和霾天气网络化监测体系，主要包括能见度、相对湿度、雾和霾天气现象等观测，近些年来也开展对雾霾有重要影响的大气气溶胶的观测和大气环境质量PM2.5等的监测，基于风云3气象卫星的霾监测和面积估计等产品也得到广泛应用。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变暖和极端气候事件增多是重要的事实，气候环境尤其大气环境质量也发生重要的变化。2013年，中国100?E以东地区平均霾日数为36天，比常年偏多29.2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近50年来，我国雾和霾的时空变化特征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霾增雾减、东增西减趋势；霾所占比例东南增西北减；持续性霾过程显著增加；大城市比小城镇霾日数增加明显。可以说，霾的增加与人类无序活动和非环保意识行为有直接关联。

　　专家指出，霾气溶胶浓度局地变化可主要归结于内因（污染源）和外因（气象条件）两个部分。在污染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气象条件的气候变化作用对霾天气的增加是有利的；在污染源总量不断增加的条件下，霾天气对气象条件更加敏感。在外因中，水平输送是重要因素，持续的霾污染事件与静稳大气的垂直结构、湿沉降与平均风速的低值区密切相关。因此，霾治理对策也需要在外部和内在因素方面采取措施，气象条件的变化主要以适应对策，霾污染源主要从减排等低碳行动着手，治理空气污染关键在于加强以下5个方面工作：（1）政府引导、结构调整、减控防治相结合。（2）一体化监测、滚动化预警、科学化决策。（3）强化保护意识、实施论证制度、法制化先行。（4）全民参与、科普倡导、低碳绿色。（5）直面复杂局面、尊重自然规律、和谐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