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分歧巨大。从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激烈交锋来看，技术问题不再单纯，政治考虑成为主导因素，中美战略互信的缺乏使得中美网络交锋愈加激烈。在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全球关注的背景下，中美在网络上的分歧将在很长时期内对中美关系造成更大程度的负面影响。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仍主要来自内部，美国国内事务是塑造奥巴马政府决策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复杂局面，尤其需要两国寻求利益交汇点，扩大利益合作面。

　　光明网北京8月6日电（记者李瑞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共同主编的美国蓝皮书——《美国研究报告（2014）》（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14年8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当前美国内外政策走向与中美关系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布。蓝皮书对2013年年中以来美国内政外交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认为美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仍主要来自内部，美国国内事务是塑造奥巴马政府决策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专家还指出，网络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中美互信的最为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因素。

　　专家说，在过去几年中，网络安全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成为中美高层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分歧和相互指责远大于合作。按照美国学者的说法，在美中关系中，没有什么问题像网络安全问题一样，在极短时间内出现，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又引发如此大的摩擦。从企业、私人机构到政府层面，美国频繁指责中国政府支持或参与针对美国政府与企业的网络攻击和窃密活动。

　　专家指出，2012年11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称，中国已成为网络世界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美国政府应深入评估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考虑对从中渔利的中国企业加大处罚力度。2013年2月，美国曼迪昂特网络安全公司发布报告，指责一个与中国军方有关的机构幕后操纵了一系列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众多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和组织的大量数据遭到窃取。对此，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回应，指出这份报告存在技术漏洞。2013年6月，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爆料，美国政府长期入侵中国内地和香港网络，监控中国信息技术较为先进的一些企业和大学，还包括政府部门和国家领导人。斯诺登的爆料使得美国面临全球范围的指责，因此美国在一段时期内降低了批评中国威胁美国网络安全的调门。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中美两国领导人同意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内成立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就网络安全问题展开合作。

　　专家强调，中美网络安全合作好景不长，中美关系最近再次因网络安全问题陷入困境。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罪名起诉中国解放军5名军官，再次掀起中美之间就网络安全问题的激烈对抗，中国政府对此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5月19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郑泽光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就美国司法部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官一事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当天，驻美大使崔天凯就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为由宣布将对中国5名军方人员进行起诉向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官员20日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代理国防武官，也就此事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19日就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中国军官一事发表谈话，称美方举动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损害了中美合作和互信。中方决定中止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活动，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进一步反应。

　　专家指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分歧巨大，美国将商业间谍活动和用于政治及军事目的的窃听与网络攻击活动相区分，承认自身对他国信息和政府机构进行的监控和窃听行为，但严厉批评中国黑客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而中国认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监控和窃听活动，却“贼喊捉贼”，中国一直是其网络攻击的受害国，美国没有权力指责中国。从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激烈交锋来看，技术问题不再单纯，政治考虑成为主导因素，中美战略互信的缺乏使得中美网络交锋愈加激烈，反过来导致中美在这一问题上更加不信任对方。在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全球关注的背景下，中美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将在很长时期内对中美关系造成更大程度的负面影响。

蓝皮书指出，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国内挑战表现在许多方面：在经济议题上，虽然有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已温和增长，在失业率、政府预算、楼市、公司盈利、去杠杆化和国际贸易等关键指标方面均有积极表现，但受到国内政治斗争、国际经济情势变迁、劳动参与率降低以及债务累计等消极因素的制约，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除。另一方面，在政治与公共政策方面，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局伊始就面对众多挑战。2013年4月的波士顿爆炸案令人们再度对奥巴马所谓反恐战争的“终结”陷入深深的疑虑。10月的政府关门危机凸显了华府两党极化局面的难以调和，而财政预算状况影响了美国军事和社会福利、教育等重要开支。持续发酵的“斯诺登事件”则直接损害着美国的国际形象和盟友关系。奥巴马上台之后力推的“气候行动”也只能在制度性障碍下艰难展开。

　　蓝皮书认为，2013年以来，美国在反恐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和克里米亚问题上的政策表现似乎证明奥巴马治下的美国正致力于“多边收缩”，在可能需要动武的问题上“慎战”，更加倚重外交，其目的是在美国综合实力受损的现实状况下，尝试“管理”美国面临的窘境。谨慎用兵在美国的官方文件中已经有清楚的阐释，奥巴马政府2013年以来的外交安全政策进一步诠释了这一思路。然而，在奥巴马政府持续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压力下，中国周边地区安全议题愈益复杂，这也考验着中美两国建构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互相尊重的承诺与分歧管控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方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不但在中美互动中占据更大影响空间，且直接牵动着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行步伐。

　　蓝皮书强调，就中日关系而言，日本内政外交的深刻变化对美日同盟影响显著但显然并未改变亚太安全基石的基本定位，中日关系也成为中美持续稳步深入互动的一块短板。就朝核问题而言，中美双方逐步形成的“半岛无核化”共识正在面临着“张成泽事件”、“朝鲜不稳论”以及第四次核试验的可能性等新变数。就南海问题而言，美菲关系特别是安全防御关系持续升温，虽然《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面临道义困境，但也增加了中国处理南海事务的复杂性。就东南亚事务而言，美国在各议题上持续推进的实质性进展，对中国的影响力构成了严峻挑战。在强化亚太战略之余，美国也不得不妥善应对中东事务，以保持全球战略的平衡与张力。伊朗选举之后，奥巴马政府抓住时机、对谈判目标加以调整、达成了过渡协议，为和平解决伊核问题营造了相对乐观的前景。

　　专家指出，面对当前中美关系如此复杂的局面，尤其需要两国继续寻求利益交汇点，扩大利益合作面，把亚太地区变成两国合作的广阔平台，加强亚太地区事务的磋商、沟通与合作，建立危机管控、伤害管控机制。不但要避免第三方因素影响两国整体关系，而且要积极寻求两国在第三方因素相关问题上的合作空间，以此积极推进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进程。

　　专家认为，2014年进入中期选举周期后，美国政治与华府决策可能完全受限于“选举时间”，而选后的两年奥巴马可能面对强分立政府，其内外政策议程更难顺利推进。而在选举年期间，中美关系的起伏变化也可能受到竞选政治的周期性影响，特别是在2010年中期选举以来中国议题回归选举政治舞台的今天，这种负面影响尤甚，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