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点
王逸舟：中国不同地域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与难题大相径庭
来源： 作者：本网编辑
发布时间：2012-04-17
2012年4月10日，非传统安全蓝皮书《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1～2012）》发布会暨研讨会于在北京举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1～2012）》是中国第一本非传统安全蓝皮书，由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主编完成。
在这本蓝皮书的“序二”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逸舟指出，从世界范围观察，所谓“非传统安全研究”（英文是studiesonnontraditionalsecurity）的勃兴，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学术现象，是对现实过程的思想折射。虽然大战阴云消散，大国不易开战，小的麻烦却层出不穷，尤以信息化时代各种新的威胁形态展现。大到震惊各国的恐怖活动和核泄漏事故，小至日常的黑客攻击和金融诈骗，越过了传统的界限与防范，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后果。当民众和政府的关注点逐渐聚焦在这些新的威胁形态上面时，非传统安全研究便受到更大重视；这类研究对新形势下新威胁成因的广谱分析，对军事之外各种分析工具的综合运用，常能提示过去的教科书和思维定式无法想象的分析线索。例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依国家间武装冲突和大国博弈的分析框架，而从民族、文化和宗教的角度，紧抓当下最令世人焦虑的态势；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者的工作，部分解释了新媒体崛起和经济危机下西亚北非剧变动荡的原因。安全研究议程扩大了，视角变宽了，更有现实感和针对性。
在我看来，最有趣的现象是，非传统安全研究在中国特别热络；不仅会议、项目及成果数量较多，而且受到上上下下更大的关注。我接触到的包括欧美同行在内的国外专家学者，大都认为中国政府和学界这方面的投入和关注比他们的国家强。初步分析，可能有如下原因：首先，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别的国家具有的问题我们几乎都有，而别国没有的问题也可能在这里出现，因而安全问题的层次、类别和分布面会更复杂多样。我常举的一个事例是：在中国东南西北的不同地域，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与难题呈现大相径庭的表现，优先次序、应对之策和分析重点也因此而差异甚大。这是小国甚至中等国家不易有的情形。其次，与美国人喜欢军事和战略，但政府不太有能力掌控经贸议题的情况不同，中国这些年来聚精会神搞经济，整个氛围和体制有一种利于非传统安全关注的因素，像经济金融安全、社会政治稳定、内部民族团结等事务受到更多重视，而军事国防的优先性有所下降，传统安全议题及对抗逻辑在民众和政治家那里有所淡化。与这种局面相应，中国很多学者在传统安全研究、战略理论和军事学说方面自认为很难超过美国，却感觉非传统安全分析领域更可发掘我们的优势；余潇枫教授等人关于“优态共生”、“边安学”的研究成果，就给人有这种剑走偏锋、特色凸显的感觉。类似的趋向，也表现在文化安全探讨、社区安全话语、城乡一体化进程带来的难题等研究上面。展望未来，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些因素散发更多活力。
原文如下：
中国第一本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年度报告（蓝皮书），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主编余潇枫教授嘱咐我写几句话。我一向钦佩他的活力与执著，当然不敢拒绝。这里，不打算就书中的精彩报告评头论足，只是与读者分享一点个人感受。
从世界范围观察，所谓“非传统安全研究”（英文是studiesonnontraditionalsecurity）的勃兴，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学术现象，是对现实过程的思想折射。虽然大战阴云消散，大国不易开战，小的麻烦却层出不穷，尤以信息化时代各种新的威胁形态展现。大到震惊各国的恐怖活动和核泄漏事故，小至日常的黑客攻击和金融诈骗，越过了传统的界限与防范，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后果。当民众和政府的关注点逐渐聚焦在这些新的威胁形态上面时，非传统安全研究便受到更大重视；这类研究对新形势下新威胁成因的广谱分析，对军事之外各种分析工具的综合运用，常能提示过去的教科书和思维定式无法想象的分析线索。例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依国家间武装冲突和大国博弈的分析框架，而从民族、文化和宗教的角度，紧抓当下最令世人焦虑的态势；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者的工作，部分解释了新媒体崛起和经济危机下西亚北非剧变动荡的原因。安全研究议程扩大了，视角变宽了，更有现实感和针对性。
在我看来，最有趣的现象是，非传统安全研究在中国特别热络；不仅会议、项目及成果数量较多，而且受到上上下下更大的关注。我接触到的包括欧美同行在内的国外专家学者，大都认为中国政府和学界这方面的投入和关注比他们的国家强。初步分析，可能有如下原因：首先，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别的国家具有的问题我们几乎都有，而别国没有的问题也可能在这里出现，因而安全问题的层次、类别和分布面会更复杂多样。我常举的一个事例是：在中国东南西北的不同地域，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与难题呈现大相径庭的表现，优先次序、应对之策和分析重点也因此而差异甚大。这是小国甚至中等国家不易有的情形。其次，与美国人喜欢军事和战略，但政府不太有能力掌控经贸议题的情况不同，中国这些年来聚精会神搞经济，整个氛围和体制有一种利于非传统安全关注的因素，像经济金融安全、社会政治稳定、内部民族团结等事务受到更多重视，而军事国防的优先性有所下降，传统安全议题及对抗逻辑在民众和政治家那里有所淡化。与这种局面相应，中国很多学者在传统安全研究、战略理论和军事学说方面自认为很难超过美国，却感觉非传统安全分析领域更可发掘我们的优势；余潇枫教授等人关于“优态共生”、“边安学”的研究成果，就给人有这种剑走偏锋、特色凸显的感觉。类似的趋向，也表现在文化安全探讨、社区安全话语、城乡一体化进程带来的难题等研究上面。往未来展望，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些因素散发更多活力。
不过想提醒的是，非传统安全研究毕竟属于安全研究领域中的一支。它很容易造成强烈的国家高层关注和政治意涵及色彩，触及对武力（暴力）使用及其控制办法的决定。非传统安全研究里很多“低政治”的议题，可能因此与“高政治”事务挂钩，变得敏感和要紧。我们的研究者不能忽略对本质问题的探究，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不能让“非传统安全”的清单无限拉长以致失去意义。界定非传统安全的范围和底线，区分它与传统安全的分野及转换路径，考量“安全化”、“去安全化”、“非安全化”等概念的适用，依然是目前研究中有引领作用但相当不足的工作。笔者深以为，在这方面，传统的安全理论、学派与方法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国外同行做出的大量工作仍值得中国学界虚心学习和用心借鉴。对比欧美发达国家的同类作品，我们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成果虽有一定特色，但像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一样，总体比较“粗放”，理论质地不精细，方法论部分更弱，能改观全局的枢纽性创新还没出现。若从国际学术领域的一般规律讲，最出色的研究成果不只有特色，且能成为某种“公器”，是各国学者都可评判、使用的东西。在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我们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缺少共同的知识话语和方法论。对此要有清楚的估计。
无论如何，读者见到的是世界上第一本定期发布的非传统安全报告，一本完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新型安全皮书。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希望各方面对其阅读和研讨，有助于这件事情的坚持和完善。
2011年12月19日记于北大朗润园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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