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6日，由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发布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讨会在无锡召开。

　　蓝皮书指出，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一个障碍来自资源缺乏，资源缺乏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只能寻求国际资助机构的支持，但是国际资助机构长期得不到中国相关部门的信任，这就使得国际资助机构和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放不开手脚，2008年以后，本土的基金会开始支持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不过本土基金会因为资助NGO的资金规模不大，支持的力度仍显不足。根据我们2012年的调查，中国本土的基金会开展项目资助的只占41.1％，而且主要集中在“教育科研”和“扶贫济困”方面，资助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的都很少。另外，政府也严格限制公益组织的募捐资格。募捐市场基本被红十字会和慈善会所主导。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民间的慈善捐赠还缺乏税收减免政策的放开，这使得私人捐赠难以得到激励，慈善事业寸步难行。

　　为了改善这一局面，2008年以来，很多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都在努力探索改革。从量变到质变，2013年，募捐市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在芦山抗震救灾刚启动时，2012年年底才注册的民间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一日募捐总额远超中国红十字总会。截至2013年9月30日，超过600万人次向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定向捐赠雅安救灾款物高达3.5亿元。民间组织领跑中国公募市场，“国退民进”的迹象首次显现，这在中国公益慈善史上很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对未来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行动不但没有遭到民政部门的阻挠，反而得到了民政部的肯定，而且这也是民政部首次没有鼓励慈善总会参与。政府部门表现出鼓励民间公益组织在社会市场中成长的开放态度。2013年，也是广州公募权开放一周年，广州的实验说明，公募权开放并没有带来募捐市场的混乱，相反开放的力度还需要更大，才能使得更多的公益组织愿意参与申请募款牌照，并主动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7月，云南宣布，云南省政府全面退出公益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云南省政府不再参与募捐。这在全国尚属首例。虽然政府完全退出募捐市场在操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云南的改革也指明了未来募捐事业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国退民进。

　　但是这只是方向，现实仍然是官办慈善机构占据主要的资金收入，2013年，预计全年社会捐赠总量将突破1100亿元。这是继2008年1070亿元和2010年1032亿元之后第三次突破千亿大关。比2012年社会捐赠总额889亿元有将近1/4的大幅度增长。其中，基金会系统的捐赠总额预估在390亿元左右；慈善会系统的捐赠款物合计预估为370亿元；民政系统接受的社会捐赠款物合计226.16亿元，慈善会和民政系统的捐赠均比2012年有大幅度增长。加上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部分约150亿元，2013年中国捐赠总量约为1250亿元。

　　捐赠数据总额的变化虽然展示了中国慈善事业在逐步成长，但是受赠主体的结构变化却表明，基于现代慈善发育起来的基金会遭遇了发展瓶颈，个体总量增加而收入体量却首次下降。相反，依托于政府体系的以民政系统为代表的政府接收捐赠数额逐年上升，慈善会系统的捐赠收入也高速增长，政府和靠近政府的社会组织仍然主导着中国的捐款市场。

　　与捐赠制度改革相一致的，一直困扰公益慈善界的老大难问题——社会组织的税收制度也在2013年开启了改革之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完善慈善税收减免制度”。这是启动慈善税收改革的信号，尤其对大额股权捐赠的税收政策改革更是利好消息。2013年年底，华民基金会与深圳民政局洽谈成立公益信托公司，随后签订了备忘录。

　　（参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p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