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5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世界经济黄皮书：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

       黄皮书指出，发达经济体非传统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并实现正常化，这不仅是其内部利益的大势所趋，从长远看也符合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共同利益。不过大规模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缺乏先例，即便是理论水平和政策操作水平均处于先进地位的美联储也不能不谨慎为之。我国需要对这一过程中的可能风险有提前认识和准备。

       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将对全球市场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资本流动等金融变量产生调整压力。由于缺乏经验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得调整过程出现超调的可能性很大，这将加剧新兴经济体稳定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困难。不过，不同类型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冲击将存在显著异质性，将取决于特定国家宏观经济周期状态、市场成熟度以及有关监管政策。如果一国经济宏观经济运行低于其潜在产出，即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那么资本流出将使得国内需求进一步收缩。如果一国金融市场存在缺陷、市场深度不足，那么大规模资本流出很可能造成宏观经济冲击，如果没有采取有针对性的宏观审慎政策及短期资本流动管理的措施，该国将被动面临外部环境变化的挑战。

       因此，我国需结合以上几方面因素准备相关政策应对。第一，密切监控国内宏观经济周期及货币流动性。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背景下，短期资本外流会通过外汇占款减少和存款增速放缓等渠道造成国内流动性出现一定下降，央行可在控制通货膨胀目标的同时，考虑对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提供补充。譬如我国当前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20%，中小型金融机构为16.5%，这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最高水平。当需要补充流动性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一项有效的数量型工具，同时也符合金融机构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的需要。

       第二，为防范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出的潜在风险及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我国应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完善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短期资本跨境流动往往具有顺周期和超调特征，将加大汇率和市场利率波动性，增加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我国应通过对跨境业务和金融机构的监测，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风险评估。在短期资本流动风险的管理上，还应考虑以市场手段为主，以行政措施为辅，以避免对正常资本流动的过度约束。

       第三，加强国际沟通与协作，督促美国实行更加负责的货币政策。尽管美国量宽政策进入与退出主要以美国经济形势为最终决定因素，但是考虑到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美国货币政策操作要顾及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我国应在G20等国际经济治理平台上督促美国实行更加负责的货币政策，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政策协调机制，加强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沟通，确保量宽政策有序退出，并通过IMF或货币互换等机制性安排确保针对脆弱经济体的流动性供应。

       第四，考虑建立区域性的汇率协调机制，与东盟等贸易上存在一定竞争关系的经济体一同防范竞争性贬值风险。在此次非传统货币政策实施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经历了相比其他地区而言更大规模的资本流入，预期在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时，这些地区也将经历大规模的资本流出冲击。这一过程如果导致汇率的无序贬值，将给中国对外贸易以及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带来重大影响。我国可考虑通过东盟10+3的合作机制，强化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合作，以共同促进本地区的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

       （参见《世界经济黄皮书：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p284-28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