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6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形成的2013年《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NO.2》在国际城市论坛2013年年会期间举行首发式。

       突发事件有明确的概念和鲜明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对突发事件作了明确的界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在全球化背景下，公共危机的来源已不只是自然灾害、战争等，环境污染、传染病、金融不良资产和呆坏账、计算机病毒、处置不当的人民内部矛盾等，均会成为诱发危机的重要因素。

       2003年发生的非典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突发性危机事件，自2002年11月16日广东发现首例非典患者，短短几个月，非典病例蔓延至全国20多个省市，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对我国政府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综合考验。此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是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与环境保护的长期失衡，中国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性公共事件在我国频频出现。以“非典”为标志我国总体上进入了突发事件高发、多发期，主要表现为三个“相互叠加”。

       1.地理区位环境与对自然掠夺式发展模式相互叠加

       我国历来是自然灾害多发和频发的国家。比如，2008年初我国南方雨雪冰冻灾害以及5月的汶川大地震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由极端气候引发的突发性灾害发生几率更是进一步增大，气温异常变化导致降水分布不均引发洪涝、干旱、高温热浪、低温雨雪冰冻、森林草原火灾、农林病虫害自然灾害等正在逐年递增，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灾害近年来也呈多发态势，局部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对灾害风险防控影响剧增。

       自然灾害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归根结底是环境问题所造成的，是自然界对人类的警示。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如果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必然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提高，城市生活污染和农村污染问题接踵而来，特别是传统的对生态资源掠夺式开发的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近年来很多地区频频爆发的水土流失、地质灾害、干旱灾害、风沙蔓延、草场严重、森林生态系统失衡、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等问题就是传统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恶果。

       2.城市化快速发展与城市管理手段相对滞后相互叠加

       现代城市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多功能的、综合性的有机体，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中起着先导作用。在现代大城市里，人口与经济聚集，巨量的社会成员以各种各样的组织、群体或单位的形态存在，并呈现高度的动态开放的特征。在这一系统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具有复杂的快速的关联效应及积累、扩散效应，应急管理失当会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活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7%，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7个，初步形成了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发展格局。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按照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市化率达到40%~60%的时候，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期，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城市化到了快速发展期的加速阶段。与此同时，我国城市管理的手段相对滞后，特别是对风险社会下城市管理的研究和预警不足，导致了各种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层出不穷。“非典”以来，重大传染病、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时有发生，随着生物技术、化学技术和核技术在工农业，医疗卫生、科学研究和军事上的应用日益广泛，由此而导致的许多新发、再发传染病及不明原因的疾病频繁爆发，使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难度加大，整个社会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能力薄弱进一步凸显。

       3.经济社会全面转型与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相互叠加

       就本质而言，除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事件外，绝大部分突发事件都是由于长期潜伏着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因具体事件刺激而爆发的结果。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原有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求，而新的体制机制尚未确立，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制度的“真空”阶段，社会脆弱性增加。与此同时，我国也进入了一个矛盾凸显期，新的社会需求、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现象不断涌现。特别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底线；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出现新的变化；官民冲突现象加剧并极易放大为公共危机；非传统的公共安全事件和天灾人祸形成的新的“灾害链”不断增多，这些新的社会矛盾极易转化为新的社会冲突并且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导致突发公共事件的大量涌现。

       （参见《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No.2》p137-14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