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皮书指出，流动中的农民工已成为城乡之间的第三元，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农民、市民、农民工三元社会的特殊结构。在集聚效应和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双重影响下，大城市在城市格局中的马太效应日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双集中的特点，即集中于东部地区以及集中于大城市。由于大城市出台种种户籍迁移的限制制度和高额的融入成本等，导致了农民的理性选择。

       实际上，绝大部分男性青年农民工家中有留守老人、配偶和儿童，分居的家庭生活模式给农民工带来的极为沉重的经济与非经济成本，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意愿。农民工进城无门、返乡不易的困境使他们强烈的感受到社会分层的传递机制，提升子女教育条件成为农民工最迫切的期望。在城市就读极难，乡村学校普遍撤并，无奈之下，农民工往往通过在中小城市购房来解决子女受教育问题。

       在高度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缩减已经使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动力降低。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初级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提高、助农惠农政策进一步抑制了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力。从各项具体的研究来看，在新农村养老保险逐步扩展覆盖面、新农村合作医疗日渐提高报销比例的过程中，在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渐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接轨的过程中，在土地价值越来越趋于上升的大背景下，农民保护土地的预期和决心变得越来越发强烈。

       蓝皮书指出，二代农民工乃至三代农民工的出现，表明农民工群体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细分农民工未来流动的去向就成为关键性的问题。研究表明，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回老家定居，80后新生代农民工更可能选择到其他地方定居，40岁以上的农民工基本上放弃了在省会城市及直辖市定居的打算。

       建立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改革取向，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这一部分存量需求，积累经验与资源，再逐步解决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增量需求。当前主要政策应该瞄准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子女急需随迁接受教育，落户城市的需求最为迫切，同时，青年农民工大多已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一段时间，处于收入与发展的黄金时期，落户城市后需要政府新增投入的公共服务资源相对较少，可以大大降低城镇化成本。

       （以上内容参见《青年蓝皮书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p60-7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