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皮书指出，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三个重要的拐点，预示其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一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二是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标志的老龄化拐点。三是以中国内地城镇化率突破50%为标志的城镇化拐点。这三个拐点的同时出现，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指标性信号，使转型的中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对当代青年而言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第一，当代青年正在发生从生产型社会化向教育型社会化的转变。生产型社会化是在单位或企业内从事工作时实现的，而教育型社会化是在学校或其他培训设施中实现的。这两种社会化除了实现地点不同之外，还有实际经历的不同，而且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与未来的关系也都不同。就生产型社会化来讲，只要是参加工作，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是与他人，以及与社会的发展有具体的（有时甚至具体得带有盲目性）关系；而在教育型社会化中，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却是抽象的，对社会的理解“应然”成分大于“实然”成分，有更多回旋余地和更少限制，但同时个人的社会整合能力遭到削弱，乃至丧失。

       第二，老龄化拐点的到来，把青年推向时代舞台的中央，让青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由此进入了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时期。“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些。那今天却不再如此”。因此，“后喻文化”时代的来临提醒我们，青年在未来将发出更大的声音，我们必须重视青年的作用，尤其是其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不能同青年成功地展开沟通和对话，那就意味着它的普遍意义大打折扣。

       当代中国青年，其政治理念已然在悄然改变，这种变化其实不作专门研究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在他们那里，国家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基本瓦解，进入了“去政治化”的时代。这其实不是脱离政治，而是一种新的政治态度。他们不太感兴趣过去那套“主义”、“道路”体系的话语体系。这并不是他们不关心政治，更不是他们不懂政治。相反，他们更加懂得什么是自己的“政治”。他们蔑视高谈阔论的“政治”，蔑视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政治”。他们已经容不得“政治”来忽悠自己。青年的政治态度，更加世俗也更加理性，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提出了更多挑战，也蕴含了更多的变数。

       第三，流动是一所“大学”，使人们获得了新的生活理念、法律知识、维权艺术和组织实践，并由此锻造了一代新的青年——城市新移民。他们前赴后继进入城市，带着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进行碰撞。他们感受城市的跳跃节奏、学习城市的行为习惯、接受城市的秩序规则，不断调适和改变自己。他们是一个有更强接受和学习能力、有着青年人特有的挑战与冒险特质的年轻群体；他们的思维和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对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有更多向往和期待；他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发展性需求提高，公民意识初步觉醒，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他们既有青年的特点，也具移民的特质，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以上内容参见《青年蓝皮书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p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