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在北京生活的市民与农民工发现，从2008年转入2009年后，政府政策的友善程度提高了不少。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北京市1月1日推出多项“派好处”新政：企业退休人士基本养老金月人均涨200元；城镇老年人和灵活就业人士如果参加了医保，看病门诊费可以报销，每年报销顶限500元，个人缴费却无需提高，据说80万人将受惠。另外，政府也让企业退休人士的医疗待遇与企业脱钩，以解决一些企业没有按时足额缴纳保费而导致退休职工医疗费难报销的问题。

　　农民工所受的照顾力度还大一些。为帮助农民工保住饭碗，政府将农民工的大病医保费率从2%降到1%，让企业减负3亿4200万元。此外，政府对农民工实行与城镇职工同等的保险政策，农民工可以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保、养老、医疗保险水平。

　　企业所得的好处包括，政府微降企业的失业报销费率与工伤保险费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与0.11个百分点，此外医疗保险缴费周期延后一个月。

　　一系列的措施都旨在于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些，在经济下滑时继续消费，才能达到中央政府扩大内需应对出口下滑的目的。像北京这样财力较充足的城市，率先其他地方推出新政，可以产生带动作用。

　　上述所列的还不包括全国性的惠民政策，像财政部宣布取消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还有增值税开始转型改革，允许企业购进固定资产可以扣税，降低小规模企业征收率。与此同时，消费税、营业税的征收办法也有所修改。

　　本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宣布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今年要新增解决260万户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80万棚户区居民的搬迁改造问题，然后再用两年解决487万户城市低收入家庭和160万户棚户区居民的住房问题。

　　还有一项关系到全体中国公民切身利益的拟议法案，是2008年岁末全国人大公布的《社会保险法草案》。中国人的社保问题将纳入法治轨道，尤其要促成社保“自由行”（即某人在A省工作时缴的保费，当他到B省时原来的保险能随着他转移）。

　　上述新政细目之繁之细，让很多国际媒体都放弃了对其一一报道。恰巧，针对其中一些新法，资深的中国政治观察者吴稼祥最近在其博客上形容，当局的动作不惊天动地，也不万众瞩目，却像杜工部笔下的细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说明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已经进入平稳持续的精细化轨道。

　　吴稼祥在文章表示，中国的改革已不再是30年前的“摸着石子过河”，而是如同一条船在海上航行。中国的环境已从当年的“河”变成了浩瀚海洋，涉水人的手和脚已不够用，他需要能够航海的船——即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他也认为，现在的改革是立法式的改革，它与当初的斗法式改革的差别，在于立法改革是非人格化改革，对事不对人，所以是理性化的，改革者扮演立法者或司法者角色，是规则的制订者和仲裁者。何况，经济与社会改革进入精细化过程，可能推动其他体制也进入深化改革。

　　从积极的角度看待现在的变化，中国确实需要当前这种制度化的方式改变或者改革一些仍欠完善与合理的机制。不过，另一个疑问也很难不被提起：为什么不早一点做呢？建立城乡社保一体化机制，社保随关系人转移，建设保障性住房，保障公民平等享有社会福利的权利，本属政府的应尽之义。

　　当前新政都是出台于中国出现明显经济与社会风险的背景之下，中国需要提振居民消费来改善经济失衡，因此有这么多惠民措施的出台。比较悲观的经济学家担心，社保改革只是临渴掘井，真正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还需更大的动作，例如收入分配改革，而这一点，就非仅靠细致微调所能实现。（作者 韩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