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书观点
采访人：王 东、蓝有林、刘海颖（商报记者）
受访人：
聂震宁 中国出版集团总裁、《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审读专家
陈 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审读专家
周蔚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课题组成员
周五一 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审读专家
商报：就您看来，《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的出版具有哪些开创性意义？
陈 昕：过去，业内还没有这样一个规范性的报告。报告对全国图书出版的数据进行分类和整理，并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有效地利用产业经济学的工具，故而具有科学性。可以说，报告的出版弥补了行业的空白，它对图书出版产业的建设将起到积极地推进作用。
聂震宁：就我看来，这个报告的出版本身就具有标志性意义。报告出版标志着产业的自主意识和社会认同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版产业有了相对规范的产业认同、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相比较过去，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们都在说出版产业。那么，作为一个成熟的产业形态，本身应当有完整的自我评价体系，应当有专业的评价机构、专业评价人员和科学的评价方式。譬如金融市场、股票市场，他们就有自身的分析员和一整套的操作体系。现在，我们出版产业也开始做这样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了。所以，我们说报告本身的标志性意义更大于其实质性意义。
周蔚华：党的十六大以后，出版业加快了从过去单纯事业性质向现代产业转变的步伐。过去的管理比较注重强调出版的意识形态性，而当下在强调出版意识形态性的同时也强调出版的产业属性。因此无论对于各级出版管理者，还是出版产业研究者甚至从业者，都需要对出版产业的一些基本状况有个清晰的把握。例如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产业效益和产业规模大小、业态和绩效的发展情况等等。（在《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出版之前，每年新闻出版总署计财司也会发布年检的统计数据，但是这些数据提供的是基本情况，不是一种产业报告的形式。它没有对出版产业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因此对于出版产业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指导性功能较弱。）在《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出版前，我国还缺乏能够按照国际产业报告的规范做法发布的权威的产业报告，对于业界尤其对于海外出版界来说，更是缺乏了解中国出版产业状况的权威数据。而《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在推出之后，对从业人员、产业研究者、其他产业研究者乃至海外出版界来说，就成为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同以前出版的文化产业报告、出版蓝皮书相比，《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编写的起点是不同的。前者是研究者或者学术界对出版业的分析，更多具有“民间色彩”，而后者是政府主管部门的分析，带有官方报告的色彩；前者多为单篇文章汇编性质，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而后者把图书出版业作为一个整体，从产业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出版进行系统的分析，而且报告的所有数据都来自出版一线，是最原始的数据，真实性和权威性更高。
周五一：我认为，《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的出版对于整个出版业来说有这样几个意义：
第一，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更多强调出版的意识形态性，而这个报告的出炉表明，出版不再仅仅被作为意识形态的阵地来看待，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产业，这对于当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可以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报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曾经有人说出版业是一个暴利产业，但是从政府公布的这个报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第三，根据报告中所提供的数据，业者可以将出版业与其他行业进行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出版产业的概况，了解出版业在中国各产业中的位置；同时也了解自己的出版社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位置，并发现差距在什么地方，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参照，对于出版从业者具有导向作用。
商报：据您了解，该报告在体例上有哪些创新，从哪些地方体现其数据的权威性？
陈 昕：这份报告按照产业经济学的框架对数据的分类进行了标准设计，而采用的数据源于总署年检的数据库和出版单位的直接经营数据，因此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
聂震宁：当然，就实质性意义而言，报告的组织和编写下了很多功夫，我们产业目前所具有的基本的评价能力都在报告中得到了应有的体现，同时，还吸纳了不少一般产业的评价方法。应该说，体现了报告组织者开放的精神和集思广益的态度，从而让产业评价达到了目前应有的高度，并表现得比较客观，如行业内库存问题，都得到了分类统计，有分析、有区别对待。
能够分类对待，体现了产业评价对不同价值内涵的把握能力。产业评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模、大小等方面的比较，而是不同内容价值的区别对待，是盈利模式的差异性对待，对业内人士具有良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不过，其中也存在一定的难度，比如社会效益如何评价，目前还限于底线评价和是否获奖这一超高评价，像专业贡献、行业影响和社会反响等软性评价还无法很好体现，这可能需要第三方中介机构等采用大家比较认同的程序性评价来进行。
周蔚华：作为产业报告，《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是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本架构的。目前经济学界产业研究采用较多的分析框架是ＳＣ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即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法，另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对于出版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产业背景分析、供求分析、对外贸易分析，这四个方面成为课题组进行出版产业分析的基本框架。在结构框架设计时我们还参考了一本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美国的产业结构》（第１０版），其中的框架就是ＳＣＰ分析框架。
现在《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的整体结构是这样的：第一部分是报告年度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技术等宏观背景的分析；第二部分概括了出版业的整体情况，具体到出版业的品种规模、生产规模、销售情况、利润情况和库存情况，另外分析了各地区、各类别出版社和各类别图书以及人力资源的情况。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分析了出版产业的人力资源总体状况，这在其他类似的报告中也是没有的；第三部分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解析了出版业的供求状况，另外对业内外比较关注的教育类图书的供求状况作了专门分析；第四部分是整个报告的核心部分，分析了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第五部分介绍了中国图书出版产业的图书进出口贸易和版权贸易状况，很系统地分析了版权引进和输出的状况，分析了引进和输出结构、国别等——这些对于出版业者都很有参考价值；报告的最后简要分析了出版产业发展的趋势。
商报：该报告对图书出版产业整体发展、各地区的发展以及对出版企业本身的操作有哪些意义和参考价值？
陈 昕：在转企改革的形势下，报告有利于业内对整个产业走势进行清晰准确的判断。以前业内对于发展态势的把握，由于没有数据，缺乏分析的科学基础，决策大多凭经验进行。报告出版后将改变业内的这一态势。对于出版企业而言，报告可以帮助企业清晰地把握市场、调整策略、调整业务。
聂震宁：另外，报告中对地区产业发展比较还是慎重的。众所周知，产业不均衡发展是基本规律，各地尽管都很努力地在做，但作者资源、人均消费能力等市场码头都各不相同，如果按地区进行统计分析，无疑会显得很尴尬，或者说勉为其难。再者，诸如广西、云南等地的出版单位，还在诸如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进行资源挖掘和整合，地域划分也显得不合时宜了。因此，我个人也比较主张，产业报告应给予单个出版社或出版集团等出版机构更多的评价，从产业发展、规模发展、效益状况和社会效益等角度给予更多的评价。当然，一个产业报告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体现认识和反映一定的趋势应该才是其应有的功能。
对于单个出版社来讲，从此次报告可以得到自己处于什么样位置的信息，同类出版社有哪些突出的地方值得自己借鉴，并看出一定的趋势，从而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经营策略和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产业内的出版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更好地使用这个产业报告。总的说来，这个报告探索性意义、总结性价值意义更大一些，同时，我们还要建议出版社不要刻舟求剑，要更多地从趋势、规律等方面来吸取报告的内容。如果今后能两年为一个跨度做出相关分析统计，更加及时地反映产业发展实际，报告也将更加具有直接指导价值。
周蔚华：《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对于整个出版业都很有参考价值。对于从业者来说，这部报告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出版业的总体概况，了解各类出版社的情况（包括出版社规模、回款情况、库存和销售、利润情况等），这样他们就可以知道出版产业在各产业当中的位置，并对自己的出版社在自己的类别内的位置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对于出版业的管理者来说，这个报告可以作为评估、转制等等问题上分类指导的重要参考。
商报：可以说，政府主导发布产业性报告这还是第一次，以后是否还会继续操作？而且，该报告基本是以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的数据为主，不知是否有些晚，以后可否提前一些？
陈 昕：《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作为一份政府公布的正式产业发展报告，其出版周期为两年一次。它可以帮助出版行业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更好地看清发展趋势，把握市场机遇。
周蔚华：第一本报告所使用的数据是总署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年检的结果，而年检每两年进行一次，这就决定了报告的出版频次也是两年一本。由于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６年的年检工作即将开始，所以下一份报告《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可望在２００７年秋季推出。
就我个人认为，报告中的数据虽然不是最新的，但由于这是政府提供的官方报告，报告的导向性比较明确，政府鼓励哪些，不鼓励哪些，报告不光提供了相应的数据，这些导向在报告的字里行间也有体现，业者可以从中解读出很多信息。比如在供求分析中，教材教辅是作为例子提出来单独论述的，这表明政府希望通过改变原来教育出版比例过大的不合理产业结构，通过强化大众和专业出版对之进行结构调整的愿望。比如政府对于版权贸易比较重视，报告中就详细分析了版权贸易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发展趋势。对于这几年文化体制改革中比较重要的集团化问题，报告在产业结构分析部分进行了专门分析，对几年来的集团化问题进行了梳理，而其中的数据表明出版产业集团化有效地提高了出版产业的集中度，有利于出版业下一步的持续健康发展。
在我国出版界，码洋尤其是印制码洋成了一个重要的统计指标，但印制码洋只能反映生产规模，并不能显示出版业真正的绩效，体现不出其效益状况。现在的这部报告则对出版社的销售收入进行了统计——因此我认为，《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给业者所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出版业已经被真正当作产业来看了，他是一份“出版产业”报告，而不单纯是“出版业”报告了。
周五一：这是官方推出的第一本产业报告，相信随着今后报告的不断推出，这方面会做得更好。
其中的数据虽然是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的，但这个报告中的数据并非抽样，而是对于调查对象的普查，因此其内容比其他进行抽样分析的报告要来得更全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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