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指出，在城市气候变化风险的协同治理层面，尽管美国城市也尚在探索和发展中，但是一些城市开展适应规划的过程、政策内容及其实践行动都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一是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决策过程。美国是“自下而上”的以州为治理主体的行政管理模式，地方城市政府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城市治理模式包括市长负责制、城市经理人制、管理委员会制等，这使得这些城市能够因地制宜、根据自身情况和需求制定最适合自己的气候行动方案。这些城市的适应战略和行动计划都有科学的决策程序，尤其是比较重视科学研究和公众参与，强调将气候风险和适应目标纳入城市各部门的发展规划及政策评估过程。这种科学的、严格依照程序进行的决策过程，确保了适应规划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也使得规划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和可操作性。

　　二是部门协同的合作治理。美国城市的适应规划非常翔实，例如美国芝加哥、波士顿等城市的适应战略中，都强调了“示范先行”（leads by examples），通过实施一些具有优先性和重要性的示范项目（例如针对重点领域、脆弱地区、脆弱群体的政策设计或投资项目），不断积累经验，查漏补缺。此外，国外城市的规划文件都有较强的现实操作性，纽约适应计划尤其突出，针对未来可能影响纽约安全的主要风险，如海平面上升、飓风、洪水、高温热浪等，详细列举了250条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明确了各个重点领域、优先工作等，体现出纽约适应计划坚实的可操作性。这些工作都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与协同合作。

　　三是注重全社会参与的治理理念。社会公众对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对于城市开展成功有效的适应行动尤为重要。美国城市开展适应规划重视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关注社区和民生，注重适应项目与城市的长远发展、城市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等政策目标的协同。美国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城市在适应计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每一项适应举措都能够得到认可与实施。此外，适应规划尤其关注贫困社区、少数族裔等脆弱群体，通过适应项目推动社区、企业和就业等发展目标。例如纽约的适应计划投资推动了旧城更新改造，尤其是边缘群体居住的老旧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消除灾害隐患，还可以创造就业计划，减小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化，从而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城市竞争力。

　　（参见《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5）》p25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