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2014年以来，英国政府继续推行“经济外交”，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确保英国国家竞争力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这一时期的外交延续了“重商”色彩，外交活动重在为经济发展谋利，特别是吸引投资和扩大出口。

　　其次，英国与欧洲争执不断。英国一直担心欧元区应对欧债危机的财政和金融举措会对欧洲单一市场的公平性造成威胁，对深化一体化的方案和举措“严防死守”。

　　第三，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仍有不少亮点。一是支持阿富汗大选及和平过渡，二是力推“结束冲突中的性暴力”倡议，三是抗击埃博拉病毒。

　　纵观这一时期英国的外交表现，我们能得出几个初步的判断：一是英国的“经济外交”特色鲜明，在国际舞台上亦十分活跃。二是“不作为”只是体现在对外干预方面。

　　就英美关系而言。英美“特殊关系”有所变淡但不会终结。英美两国的合作已经机制化，如斯诺登爆料的文件显示，两国在安全、情报领域的合作非常密切。“特殊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动力，目前，双方面临诸多安全挑战，故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合作仍是英美关系的主旋律。问题在于，英美因为实力、地位不对等，应对全球挑战的理念、资源和方式也各不相同。英国也有不同于美国的利益，有时会采取与美国不同的方法。赵怀普教授认为，今后英美“特殊关系”有可能呈现“菜单式伙伴关系”的特点，即在有共同利益的国际或地区问题上选择保持一定的合作和协调，而在缺少共同利益或存在利益分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拉开距离，但保持沟通。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所长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称英美关系是一种“有选择的特殊关系”,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国际形势在变，英国的实力地位在变，英国的对外政策也必须随之调整。在英国的视野中，美国仍是超级大国，但主导世界的能力下降。中国迟早要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英国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英国与欧洲其它国家的竞争以及对“被边缘化”的担忧，使其迫切地想搭上亚洲特别是中国发展的“快车”。但务实的英国人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不会为了发展与新兴国家的关系而舍弃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和与欧洲的经贸关系。其追求的最好局面就是同时与美国、欧盟、中国等大国（国家集团）保持积极交往的态势，增强回旋空间。

　　以退为进、逆境中求生存、危机中寻机遇，英国体现出较强的灵活性和韧性。英国如何应对权力分布的变化，如何给自身定位，如何将自身定位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相协调？这些值得我们持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