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9日，由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药品流通蓝皮书：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报告 （2015）》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目前中国医改很多难题的根源是“功能设计”。实际的支付方是社保，但其基本没有能够参与进来。现在经常提的“社保参与公立医院药品供应谈判机制”还没有见到成功实施的报道，根源在于其功能设计与专业手段不匹配，导致社保“管不了”医生，实际就是管不了“医疗服务监督（含药品供应监督）”。

　　蓝皮书认为，未来中国医改会面临越来越大的结构性压力，其迹象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地医改的“实际操作”中。由于“功能设计”的不足，各地的医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这就是近几年诞生的形形色色的“封顶制”。

　　不论是按什么指标计算“封顶线”，按人头、病种、人口、上年收入，或者按医院规模，甚至按区域联合体等，归根结底都是某种“封顶制”。其实质是社保系统不再试图深入细致地审查每张报销单里的“医学专业内容”，而是将这项工作交给了医院。也就是说，大趋势是卫生系统自查自纠、自负盈亏；这种改革的设计目的大多是希望医院能够有动力去控制费用，因为省下来的钱基本是归医院的。

　　初衷虽好，但是隐患不小。“封顶制”的流行，以及社保定位收缩后造成的“角色”缺失，使卫生系统事实上“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样的改革模式本身没有错，但需要配套建立完善的第三方监管机制。其中，最迫切的就是对公立医院医生“开处方”的监管及相应的处方药供应机制。只有配以实时和高效的第三方监管机制的药品消费和供应体系，才可能自然生成真正合理的市场价格。靠医院和医生自觉进行自我监督是难以令人安心的。

　　更何况，按照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难以避免，这很可能会对各种医改政策的实际落实造成冲击。在中国，通胀的顺序很可能是“资产—物价—工资”。也就是说，未来几年物价的上涨会领先于工资的上涨，从而更加领先于与工资挂钩的社保基金的增长。在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下，卫生系统将很难控制住医疗总费用和成本的上涨，更不要说主动将社保病人的花费控制在“封顶线”以下来为医院或国家社保基金节约费用了。

　　这样下去，很可能的结果就是，社保基金的花费总是被花到最高封顶线，医院反正难有结余，也就放弃费用控制了。对患者而言，因为通胀的原因，其所得到的服务和保障水平事实上是在下降的，实际负担加重。若引发民怨，这些试图“封顶”的医改措施也就达不到其初始设计的目的了。

　　（参见《药品流通蓝皮书：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报告 （2015）》p69-7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