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0日，由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健康城市建设促进会、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北京民力健康传播中心和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健康城市蓝皮书《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15）》发布会在京举行。

　　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通过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等阶段，彻底融入当地城市社会生活，成为城市新市民的过程。同时也是健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农民工其户籍在农村，却在城市从事工商服务业职业。如果将农民工按代际分类，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已经回乡的第一代农民工，仍在城乡间漂移的第二代农民工和已经回不去的第三代农民工（又称新时代农民工）。

　　报告指出，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李远行教授的调查显示，在京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主要表现出底层心态、过客心态、边缘心态和保守心态这四个贫困心理表现。

　　（1）底层心态：由于城乡两策，制度与政策设置导致在京农民工在工作种类和工作机会上与当地居民产生巨大差异。他们从事的工作种类往往都是城市居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如环卫、建筑、餐饮服务、快递、保姆等等，工作强度大，收入不高，处于社会的底层，形成阻碍其融入城市的底层心态。从抽样调查和访谈结果来看，农民工在意识层面基本上没有权利意识，他们只是将现在的处境与农村比，从比较效益上寻求心理平衡。

　　（2）过客心态：虽然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看待北京市民对自己的态度中性偏积极，体现了北京市民一定的包容性，但是，农民工的社会生活大多还是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难以产生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无论是来京工作时间不长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已在京工作10年以上的资深农民工，无论居所是单位宿舍、租住简易民房还是廉租房，即使是少数已在京置业，入住居民小区的农民工，也会因为农民工身份难以为社区接纳，甚至成为基层政府重点监控的对象。一旦北京举办APEC之类的大型活动时，农民工群体都会成为重点清理对象。城市的成就、荣誉、关荣与梦想都只属于北京人的，基本上与他们无关。在社区事务和社区管理上，农民工无合法身份介入，与北京居民之间无法形成社会互动。上述因素导致农民工只是将北京作为打工挣钱的地方，从而形成典型的过客心态。

　　（3）边缘心态：由于与城市居民间缺少沟通，农民工群体往往将交往圈封闭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形成了区别于城市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农民工亚文化本质上属于乡村文化，体现了乡土社会的特点：强调血缘和地缘关系，信任熟人，对陌生人戒备意识强，与城市社会的开放性形成反差。交往圈封闭导致农民工难以建构适合城市社会生活的人际关系网络，从而限制了农民工积累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更无法利用现代社会组织资源拓展自身的利益渠道。农民工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但仍然是城市的“他者”。即使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持包容态度，农民工仍将自身置于边缘化状态，无力也不愿融入城市文化，难以产生城市身份认同。

　　（4）保守心态：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分”而不“联”），不仅导致农村小农经济形态的复归，而且固化了农民工的小农意识，形成小富即安、听天由命的保守心态。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开放意识不相匹配，从而限制了农民工的职位升迁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例如，只要有工作可做，就不愿意参加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提供的技术培训，有了一定积蓄，就要用于修建农村的房子等等。

　　上述4种心态归根结底是贫困心理的表现。所谓贫困心理是指贫困状态下形成的特定的行为模式，例如消极、自卑、保守、封闭等等。

　　（参见健康城市蓝皮书《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