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口与劳动绿皮书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5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

　　中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逐渐消失，即使执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这就意味着，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已经终结，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逐渐降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面对不断下降的潜在增长率不能有所作为。中国政府应该尽早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挖掘“制度红利”，通过具体的改革措施可以清除那些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障碍，从而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效率。这将是保障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路径。我们对各种可能的改革措施进行了模拟，结果发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增长效应”非常显著，即使在长期条件下也没有出现改革的边际增长效应递减趋势。这与那些试图通过释放生产要素供给而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措施形成了明显对比。例如，提高劳动参与率只能在短期产生显著的增长效应，然而长期的增长效应逐渐减小。因此，通过对比各种改革产生的增长效应，我们提出了如下改革的优先领域和具体方式。

　　首先，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这项改革可以从三种途径影响潜在增长率。第一种途径是通过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种途径是通过消除制度障碍增加劳动力流动性，从而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第三种途径是有利于加速农业现代化生产，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潜在增长率。此外，这项改革还可以缓解工资快速上涨的压力，为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赢得时间。因此，在这项改革道路上，政府需要遵循三条并行的路径：吸纳农民工使其成为城市户籍人口，为那些尚不具备条件成为市民的农民工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对城乡居民的全面覆盖。我们可以预期，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成为收获改革红利的典型领域。唯其如此，改革的顶层设计应该解决改革成本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担问题，形成激励相容。

　　其次，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和机制，创造平等进入和退出的竞争环境。根据Foster等（2001，2008）的研究，美国行业内的企业通过进入、退出、生存和消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达到30%~50%。Hsieh等（2009）认为中国部门内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巨大，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可以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30%~50%。这两项研究中提到的数字如此巧合，说明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获得这种类型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如果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中国行业生产效率和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而与此相关的改革也是收益明显的领域。此外，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非公有经济进入垄断行业，促进行业竞争并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可以提高行业的生产效率。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样可以获得上述改革红利——通过提高生产要素流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最终提高潜在增长率。依照相似的逻辑，中国政府还可以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利率市场化，进而实现资本的配置效率。我们知道，在非市场化利率条件下，由于利率不能随着资本回报率浮动，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都低于最优水平，这将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利率市场化是实现资本配置效率的最佳手段。

　　再次，政府和企业需要为员工提供专项培训。如前所述，随着技术进步产生的新技能，政府和企业需要提供专门的培训；而企业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也需要为员工提供定期的培训和再深造机会。然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增加培训项目将提高企业的短期成本，然而收益是长期和不确定的，因为员工具有流动特性。然而，从员工的角度，如果不能在一个企业内部获得技能的提升，员工也会选择职业流动，而企业也将丧失长期的竞争力。理论上，不同类型的企业——大企业vs小企业、资本密集型vs劳动密集型，将根据企业自身的成本和收益曲线确定最终的培训数量。大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提供的人均培训数量要相对多于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然而，企业在微观层面根据其成本和收益所确定的最优培训数量不一定正好等于国家需要的最优培训数量。此时，政府就需要成为第二类培训提供者。而政府也可以为失业者提供专门的技能培训，并为“工作搜寻”状态的个体增加人力资本。最终，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培训项目可以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根据模拟结果，如果每个员工每工作10年都能获得1年的培训和再深造机会，那么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提高0.3~0.4个百分点。

　　最后，政府还应该继续坚持“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在计划生育政策基础上，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已经从“独生子女”政策转向了“单独二孩”政策。虽然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并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增长效应。例如，与独生子女政策相比，“单独二孩”政策在最初的15年对潜在增长率产生负向影响，但是这种负效应十分微弱。而从长期来看，放松人口生育政策有利于实现合理的人口结构，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从而能够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人口生育政策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但是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乃大势所趋，不能指望有明显的逆转。越早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所能产生的效果就越明显。因此，政府还应该尽快从现有的“单独二孩”政策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且能够根据人口发展现实进一步调整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

　　综上，当面对“一揽子”改革项目时，政府应该更加关注“改革的优先序”问题。目前，经济学界对此的观点有“先易后难”“达成共识先改”“最小的一揽子改革”等。实际上，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逐步消失，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不断降低。为此，在讨论“改革优先序”问题时，我们可以将“增长效应”作为基本原则，选择和确定改革的顺序和具体措施。例如，逐渐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改革金融体系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现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培训增加人力资本，逐渐从“单独二孩”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际上，这也符合李克强总理所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

　　（参见《人口与劳动绿皮书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5 》p65-6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