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在讨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时，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新常态”（new normal）加以描述；其他如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新秩序”“中高速发展阶段”等概括，表达的也是相同的意思。

　　在国内，自从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初首次使用并在其后多次正式提及，“新常态”更成为概括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内经济形势的标准概念。

　　“新常态”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

　　一个“新”字，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全球发展划分出存在系统性差别的两个不同时期。就外在特征而言，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存在高低之别，自然而然，与之内洽的宏观经济变量，诸如就业、物价、利率、汇率、国际收支、财政收支、货币供求等，均呈现不同的水平。就内在根源而论，支持经济长期发展的实体基础，诸如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水平、人口结构、要素供给效率、储蓄与投资关系，以及储蓄投资均衡状态下的真实利率水平等，都彰显出不同的性状。因此，新常态概念昭示我们：在认识当前、规划未来时，我们必须首先花工夫回顾来路，对“旧常态”进行认真分析，搞清楚我们几十年前从何处出发，何以发展到今天，如今又何以不能循旧轨继续走下去。

　　“常态”的判断，指示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它提醒我们，“旧常态”或许值得眷恋，但是，在大概率上，它已经很难回归。因此，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全面调整理念、心态、战略和政策，迅速适应新常态，并学会在新常态下生产和生活。

　　二

　　新常态之前，全球曾经历过一个被国际经济学界称做“大稳定”的旧常态阶段。这是人们难以忘怀的一段少有的繁荣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长达20余年间，虽然也曾多次爆发过强度不等的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在拉美，1997年在亚洲，1998年在俄罗斯，2001年在美国），同时也在美国发生过90年代末的房地产市场下泻和21世纪初的IT泡沫破裂，但总体上看，那段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经历了少有的“好时光”。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同时，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明显弱化，是大稳定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大稳定”是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变革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综合产物。

　　2007年是“大稳定”转为大危机的节点。

　　从“大稳定”转换为大危机，并进而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被“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过程。在我们看来，在这个由多因素导致的高度复杂的历史转变中，有两大因素居于关键地位：其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偏颇和经济结构扭曲问题，而且愈演愈烈。但是，耽于大稳定的安乐，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长期对之“善意忽视”（Benign neglect），不思调整；其二，全球分工重组后形成的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引致了日趋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

　　随着以大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的结束，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新常态”。世界和中国，概莫能外。

　　三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终结了长达20余年的“大稳定”时期。如果我们把危机理解为“脱离经济运行常轨”，则危机的恢复便可能有两条路径，一是回归旧轨，二是另辟蹊径。回归旧轨是多数危机的出路；正是从脱离常轨到回归旧轨的周而复始，经济运行形成了其周期性。另辟蹊径则不然，它不仅使经济的运行脱离开旧轨道，摆脱了周期循环的惯性，而且开始探寻新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由此发生质的变化。此次危机历经七年的痛苦挣扎和深度调整但依然未见明显改观的事实告诉我们：如同20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一样，此次危机将是又一次改变全球经济发展轨迹的大变局。应对这一变局，依靠“标准”（哪怕是“超常规”）的刺激政策，断难奏效；努力修补那些在危机中受到破坏性冲击的体制机制，使之“恢复功能”，似乎也难以回天。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寻找全球增长的实体经济基础，并且重构与之对应的全球治理机制。显然，我们目前面临的历史任务，与通常危机周期中的衰退与恢复阶段，存在明显区别。我们将这样一个从危机开始，以探索全球经济发展新路径为主要内容的恢复过程，概括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全球新常态的主要表现有五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二是各国均处于“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境地，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四是主要国家政策周期非同步，五是全球治理出现真空。导致全球新常态的因素来自实体经济长期停滞。技术进步缓慢、人口结构恶化、真实利率水平下移并处于负值水平以及资产负债表衰退效应，构成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即使导致危机的直接原因基本得到克服，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仍旧面临诸多结构性挑战，因此，它们极有可能陷入以长期停滞为特征的新常态之中。在理论和实践上，应对长期停滞的主要举措，已经无法依赖心劳日拙的以货币调控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而须仰仗能够直接影响总支出水平及其结构的财政政策。面对此状，经济学家一致同意，走出长期停滞的唯一出路，在于大胆推进全面改革。改革的着力点则在供给端。鼓励创新创业、促进教育发展、提高人力资本、增强劳动市场弹性和降低企业和居民的税负等，均为题中应有之义。

　　四

　　中国经济自2009年始进入了新常态，其主要特点是结构性减速。由于经济增长率是国民经济的综合表现，它发生趋势性下滑，自然导致与之内洽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如储蓄、投资、物价、就业、财政收支（包括赤字）、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货币供给、利率等，均呈现新的性状。

　　导致结构性减速的因素都产生自决定经济发展的实体层面，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要素供给效率下降、创新能力滞后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

　　新常态带来了新挑战，它不仅暴露出国民经济中长期被掩盖的深层次矛盾，而且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矛盾。

　　概言之，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陷入“投资/增长/过剩”悖论。我们的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而投资恰又正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渊薮。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完善投资机制，处理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谁来投的问题。二是杠杆率飙升。杠杆率上升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风险。中国地方债务存在偿付能力短绌和流动性不足两大难题。应对债务问题，短期目标主要是防止债务形势恶化，长期目标则是建立合理、可持续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三是城镇化转型。在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必须改变立足于“城里人”来规划城镇化的偏颇，必须扭转“开发区化”的倾向，必须克服“失去市场”的弊端，必须确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立场，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积聚、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供给面因素的耦合，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四是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此次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触发因素不是来自政策面，而是来自城镇住房市场内在供求格局的深刻变化。短期对策，应致力于清理多如牛毛的房地产规制，择其不当者和自相矛盾者而弃之，还市场以本来面目；长期对策则应加快进行房地产市场的“顶层设计”，特别解决好居民“居者有其屋”战略中的租售比问题、住房与土地关系问题、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关系问题、房地产市场开发主体问题、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房地产金融体系问题、支持和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财税政策问题等。五是金融乱象丛生。我国货币量增而利率价升的情况同时出现，实属乱象。治理金融乱象必须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主要目标有三：其一是改革现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以求彻底摆脱外汇储备绑架我国货币政策的困局；其二是改革多部门分业监管模式，根除监管套利的基础并尽可能覆盖层出不穷的综合性金融业务；其三是摈弃繁复且多已过时的“政策约束”，还市场以本来面目。

　　五

　　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转变，在全球范围内，新常态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新常态则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走过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摆脱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走上追求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常态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并赋予战略机遇期全新的内容。

　　新常态有利于“挤水分”。我国经济中的水分，主要应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寻找。如果投资不能顺利形成生产能力，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如果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但出现了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与此对应的增长率也是水分。毫无疑问，由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的下滑主要归因于投资增速下降，所以，压缩、挤出这些水分便有了有利条件。

　　新常态有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行。由于投资和出口等传统因素不再可以依赖，中国经济将被迫转向创新驱动的新轨道上，这正是我们多年来孜孜以求的重大转型。

　　新常态有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常态将弱化GDP考核机制，如此，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和投资冲动方能得到有效遏制，长期存在的政府“越位”“缺位”问题也才有了解决条件，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新常态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新常态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只有在绷得不紧的宏观环境下，我们才有可能着手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现象，实质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新常态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过去相当长时期中，过于追求速度并因而高度依赖投资，造成了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从而，致使利润占国民收入中比重过高，与此对应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占比过低。这种收入分配不公格局若长期持续，还会强化两极分化，致使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固化。

　　总之，新常态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并在新条件下与时俱进地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我们一定要从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性特征出发，保持战略定力，全面调整理念、心态、战略和政策，迅速适应新常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和法治结构。

　　放眼全球，我们已进入一个“改革竞争期”，那些对改革的紧迫性、艰巨性及其多样化内容认识得最深刻、策略最完备、决心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依法治国的决定，正是这样一个率领中国人民进行新一轮改革、实现中国梦的成熟纲领。

作者：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本文摘自《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序言]新常态 新飞跃